托口十年，几乎与我国关于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同步。农村和集镇有关土地与户籍的历史遗留问题，又遭遇了《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出台之后民众维权意识的急遽增强，移民在关乎切身利益的补偿标准问题上锱铢必较。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难以逾越、一方面是地方维稳的巨大压力，参与工作的各方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工作方法和技巧有待完善，一时间各种矛盾纵横交错，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4月的沅水，刚刚摆脱了春寒，逶迤在湘西阴雨连绵的天气里，静静流淌。沅水的春天似乎比别处来得更早，沿江两岸的油菜花这时已凋谢多半，不远处的吊脚楼，屋顶的一袭炊烟，伴随着偶尔几声鸡啼和狗吠，让人觉得时光似乎在这里刻意放慢了脚步。
　　就在这条河上，一座被称为流域收官之战的水电站，因一个千年古镇的搬迁十年建设至今未能下闸蓄水。原本定于今年2月28日的下闸蓄水目标，一度挪到4月底。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有消息传来，下闸日期将再次延迟到今年9月。
　　托口十年，移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与业主之间的博弈从未间断。托口十年，几乎与我国关于水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同步。农村和集镇有关土地与户籍的历史遗留问题，又遭遇了《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出台之后民众维权意识的急遽增强，移民在关乎切身利益的补偿标准问题上锱铢必较。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难以逾越、一方面是地方维稳的巨大压力，参与工作的各方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工作方法和技巧有待完善，一时间各种矛盾纵横交错，让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托口水电站建设十年，光各路记者就来了无数，真的假的都有。”托口水电站所在地湖南省洪江市一名官员在电话里这样对记者说。托口移民问题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收官之战
　　当记者沿着7公里新进镇公路到达托口新集镇时，托口刚下过一场雨，随处可见正在修建的房屋，建筑材料、灰渣和泥水将6米宽的路面拥挤得更为促狭。当地人俗称“慢慢游”的跑客三轮车在道路上摇晃着行进，遇到上坡，“慢慢游”便发出震耳的怒吼，车尾喷出一股铅灰色的烟。
　　从2012年开始，这里的居民每天都能听见不时传来的鞭炮轰鸣：又有人搬家了。尽管对补偿标准有诸多不满，托口移民仍在2年的时间内建起容纳1万人的新集镇的雏形：平均建筑在4层楼的进镇公路4条街、镇政府周边的“中心广场”已经极具人气。
　　托口水电站，被称为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凌电力”）在沅水水电开发的收官之战。电站由沅河镇清水青主坝和托口镇王家坳副坝以及两座发电厂房、引水系统和通航建筑物组成，正常蓄水位250米，总库容12.49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83万千瓦，总投资63亿元。截至目前，五凌电力在托口水电站付出的投资实际已超过95亿元。
　　托口水库淹没涉及湖南省洪江市、会同县、芷江县和贵州省天柱县共46504人（湖南省40555人，贵州省5949人），其中最大规模的搬迁集中在托口盆地（2.4万人）。
　　按照湖南省怀化市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3月25日，托口水电站规划搬迁安置的40555人中，完成开工建房的已有32586人，占比80%；完成建房搬迁的26309人，占比65%。
　　据洪江市托口水电站移民协调指挥部（以下简称“洪江市移民指挥部”）相关人士透露，托口镇7000多户中，已有5000多户搬迁完毕，剩下的2000多户多为集镇的商铺经营者。正是这2000多户商人，让原定的下闸蓄水时间一拖再拖。
　　3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托口水电站下闸蓄水讨论会上，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水规总院）出具的意见是：按目前移民搬迁的进度，4月底下闸可能性不大；基于此，两省加快进度，今年9月下闸是可以实现的。
　　“主要是贵州天柱县工作滞后了一些，近6000人一个都没有搬。”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南院”）托口移民副设总李金平这样对记者表示担忧。
    然而，即便是搬迁相对超前的托口2.4万移民，也因为湖南省政策不统一、移民对补偿标准不满意等问题，仍然僵持。
    4月8日，怀化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晖主持召开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工作调度会，提出三个“确保”：确保库区安全度汛、确保库区社会稳定、确保托口水电站今年9月下闸蓄水。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
　　2003年10月20日，洪江市人民政府发布停建令，要求在托口盆地海拔250米以下的地方停止建设。随后，“托口水电站移民协调筹备处”成立，全面负责托口水电站的移民安置协调工作。
　　托口老百姓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们认为，这对于改革开放后因水路交通优势不再而沉寂多年的托口来说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然而，在看到实际操作后，移民们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托口的房屋，大部分是木结构，补偿出人意料的低，只有168元/平方米。”长期关注移民安置补偿问题、曾任托口镇两届人大代表的朗溪村大巷子组组长王雪峰告诉记者。
　　停建令之后，主坝工程在沅河镇清水青村展开。清水青历来偏僻，该村一切为了修路，对于利益诉求并未多加考量，清水青的工作几乎没有遇到阻碍。
　　2004年，洪江市移民指挥部正式挂牌。当工程进展到副坝所在的托口镇王家坳村时，情况变得不同了。
　　王家坳自古就是进出托口盆地的交通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当王家坳移民听说要拿清水青的标准来补偿他们时，就不干了。
　　“由于当时所有的补偿都没有正式文告，让人无法掌握确切的补偿数据。这时候的补偿就像商家谈生意一样诡秘，今天和这家谈是一套说法，明天和那家谈又是另一套说法。”王雪峰直言，这时老百姓开始了攀比。“每个人都盘算着只要自己拿得比别人多就好，至于自己到底拿到多少、别人拿到多少根本不知。”这种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在最初虽未引发大规模直接冲突，但从此埋下了隐患。
　　2006年，托口水电站因“非法征地”而停工。2008年4月，托口水电站获国家发改委核准。一年之后，托口水电站复工。
　　按照规划，洪江市政府需要征收朗溪村晓阳山一带作为托口镇新址，征地涉及朗溪村8个村民小组。在一次村民代表会议上，托口项目监理方——湘怡监理部代表张宗棠承诺：“这个（现在的）标准只是暂时的，大坝复工以后肯定要调概，所谓‘调概’，就是大幅度提高补偿标准。”
　　因为这个“调概”承诺，尽管在修路征地方面出现了小规模阻工，都没有影响大局。2009年9月25日清水青主坝开工，在答复移民关于“调概”的疑问时，洪江市移民指挥部否认了“调概”承诺：“调概除了省一级政府有权外，谁都没有权力敢表这样的态。”
　　托口移民被此举激怒，“不仅是移民，还有我们基层干部也感觉受到了极大的欺骗。”一位乡村基层干部对记者说。矛盾一触即发，最终酿成2009年10月24日的群体性事件，托口移民与主坝施工队展开武斗，从中午持续到晚上12点人群才散尽。
　　2009年11月17日凌晨1时左右，洪江市公安局通过事件现场录像，将朗溪村村民代表李培凤，村民杨志慧、危善容，及其他村村民刘志丽、刘元等共11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罪”逮捕。
　　“10·24”成为托口移民安置工作进程的重大转折：一是洪江市于2010年正式出台《托口水电站（湖南部分）移民安置补偿标准》；二是洪江市派出大量工作组进驻托口现场工作。
　　据了解，自2010年首次出台补偿标准至今，洪江市已就补偿标准作了两次调整。其中2012年8月17日【2012】77号文，主要针对房屋补偿单价做了上调。最近的2013年3月26日【2013】1号文，除对2006年停工后的新增人口和实物量予以认定外，将移民房屋在77号文单价基础上再提标15%。
　　尽管如此，移民认为逮捕行动极大地伤害了托口人民的感情，从此托口移民陷入僵局。
　　“工作组一来，老百姓就说：‘你别跟我说，我怕抓。’现在工作组驻扎在这里3年了，几乎无法沟通。愿意搬的都自动搬了；不愿意搬的，怎么做工作也没用。”王雪峰说。
　　625公斤稻谷和安置补助费悬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移民普遍对土地补偿中的两个问题存在疑问：一是土地补偿中的稻田按照每年625公斤稻谷/亩进行实物补偿；二是安置补助费。
　　对于625公斤稻谷实物补偿出台的原因，设计方中南院的解释是：“淹没土地以‘占一补一’的原则，托口周边已不具备开田条件，老百姓又不愿外迁，所以才有实物补偿，不恢复实物，但可以恢复功能。”
　　“种田是为了产稻谷，那么我就还你稻谷，但为了方便操作，就将亩产稻谷按照市场价折算成货币，老百姓可以拿这部分钱去买稻谷。”李金平说。
　　按照湖南省2010年9号文《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主要生产资料被征占比例大于15%的，不得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方式。”这句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托口水电站实行实物补偿的合法性。
　　据洪江市移民指挥部相关人士透露，对于实物补偿方案最初业主五凌电力并不认同，“是洪江市花了大力气争取来的”。既然是花大力气争取来的政策，为什么移民又普遍不满？
　　针对实物补偿，9号文明确：“采用长效实物补偿安置方式的，要分别按各类土地征收时每亩地补偿补助费的十六分之一折算成稻谷重量标准，作为每亩每年的实物补偿标准。”
    而按照湖南省2009年43号文《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43号文”）和2012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2012年调整文”），对于洪江市稻田的补偿标准已有明确界定（见表二备注）。托口移民的稻田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这么做，移民也不知这625公斤稻谷的真正来历。
    记者通过仔细计算发现：按照625公斤稻谷实物补偿所得，少于按照湖南省这两个征地补偿文件补偿所得（详见表一、表二）。    有移民告诉记者，实物补偿标准中所谓的“市场价”，实为国家粮食收购价，而国家粮食收购价一般都是国家为了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而推行的最低粮食保护价，洪江市真正的稻谷市场价早在2010年就已经涨到了2元一斤。　
　　另外，有移民向记者反映，在托口水电站的土地补偿中，湖南省政府和中南院似乎有意混淆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个概念。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他们现在就用这625公斤稻谷包打天下了，就说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和青苗统统都包含在里面。”王雪峰说。
　　《土地管理法》第47条中明确：“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实际情况是，无论是43号文还是2012年调整文，湖南省都将两者合二为一，直接按照不同的稻田类型给出一个价格。这一标准虽然方便操作，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疑问：
　　首先，《土地管理法》和2006年国务院471号令都明确了以“被征收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为基准计算，湖南省出台的文件中并未明确这个平均年产值。
　　其次，按照上述国家政策，土地补偿费交由村集体或村民小组统筹，不能直接发放至移民手中。湖南省文件中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二为一后，村集体以及移民无法确切知晓哪一部分应该发放给移民、哪一部分由村集体保留，因此移民要求政府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以明确并张榜公示。
　　然而，根据湘政办发【2005】47号文《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征地年产值标准的通知》中，又将稻田分为两类，其中一类1650元/亩，二类1400元/亩。为此，王雪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即使按照1400元来计算、只算到《土地管理法》的下限，土地补偿费按6倍计算，安置补助费按4倍计算，也有14000元/亩，更何况国务院471号令规定的是16倍。”（详见表三）
　　由此可见，湖南省有关征地补偿标准，前后已有3份价格不一的文件。当记者就上述相关问题致函湖南省移民局要求采访时，湖南省移民局以“要汇报请示湖南省委宣传部”为由婉拒。 
基层干部“出气筒几面不讨好”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湖南省重点工程，记者在查阅相关文件时，除了《湖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条例》和9号文外，未见到湖南省人民政府或湖南省移民局针对托口水电站出台移民搬迁安置实施细则。
　　在中南院给记者的一份文字资料中显示，关于托口水电站（湖南）农村移民安置方式、建设征地实物补偿方案、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划报告审查等内容，湖南省均以复函和会议纪要的形式出现。
　　从封库令（即停建令）到补偿标准、以及移民的生产安置和搬迁安置政策均以洪江市人民政府和洪江市移民指挥部的名义发布。按照行业贯例，这些政策一般都由省政府牵头出台。
　　作为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实施的协调机构，洪江市移民指挥部2004年成立至今，已换了4任指挥长。现任指挥长由常务副市长杨理鸾出任，洪江市在人口核定、宅基地分配、移民腾地建房等方面出台了10余项优惠政策，对搬迁安置工作实行了“常委包村、单位包组、干部包户”的“三包”责任制度。
　　然而，一方面是国家政策难以逾越、湖南省政策不统一，一方面是移民物权意识的日益增强，加上地方维稳的严峻形势，任务层层下达之后，移民这一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重任，就落在没有经过系统现代政治理论与技巧训练的基层干部头上。
　　“待遇很低，呕心沥血、忍辱负重，出气筒几面不讨好。去年一年，我头发全白了。”说这话的，是托口镇朗溪村村长粟巧军，今年49岁，他曾三次申请辞职。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口，粟巧军匆匆扒完一碗饭，骑上电摩托，要赶去处理一起村集体与农民关于塘坝水库的纠纷。
　　同样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还有托口2.4万移民。
　　按照国务院471号令所公布的“三原原则”，以现在的房屋补偿价格，老百姓只能修建起原标准、原规模、原功能的住房。但按照洪江市政府对新集镇房屋建设的要求，托口移民几乎都要贷款才能盖房子。“有的家庭为了修房子已债台高筑，政府补的那一点建房补助少得可怜，而且还没有因为移民被迫建房而发放误工补贴。”粟巧军告诉记者，“三原原则”早已不适应当前移民实际，严重制约了库区的经济发展，应当废除。
　　湖水淌过我的家园
　　“你现在看到的托口是没有灵魂的，只是一排排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粟巧军告诉记者，原来的托口古镇，曾有“小南京”和“夜上海”美誉，边贸发达。“一个院子、一个建筑都是一个故事，一淹没就没有了。”
　　记者在托口旧镇采访期间，正赶上托口镇的“赶场”，这边是陆路上行人往来络绎、那厢是水路上船只来往穿梭，码头边，船只密密匝匝地一字排开。集市上人声鼎沸，各色商品琳琅满目，足可想见当年这个4县9乡镇边贸之地、两江汇合之地的繁华，就连贵州瓮洞镇的百姓也要坐了船顺江而下到这里来赶集。
　　粟巧军一直想写一篇文章，题为《湖水淌过我的家园》，他说，虽然显得有些悲壮，但却是托口人的真实情感，只是苦于没有时间也无法静下心来动笔。
　　托口水电站建设对这个盆地来说，无论在物理上还是心灵上，都不亚于一场地震，有人甚至将关乎利益的博弈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托口移民的不安，更还来自于对明天的未知与渴望。
    在粟巧军的记忆里，物产丰富的托口，每年5月端午就有杨梅、中秋就是板栗、冬天累累的柑橘和大红甜橙几乎要把树枝压断。“一年四季水果不断，托口再也找不到这么肥沃的土地了，现在最好的柑橘园每亩才补偿22488元，还包括了青苗费，这么低的补偿标准，这些失地农民以后靠什么生活？应该给失地农民搞一个社会保障，解决后顾之忧。”
　　对于后期扶持问题，洪江市移民指挥部给记者的答复是：“我们规划修建了环库公路，将依靠水库，打造旅游、生产加工、养殖、种植四大产业。”他们表示，移民社会保障正在努力中，市场的培育还需假以时日。
　　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洪江市政府准备在库区建高尔夫球场和国际会展中心，这一点移民们颇有微词：“什么高尔夫球场，我们老百姓不懂也无福消受，那是富人的乐园。”
　　截至记者发稿时，托口水电站业主五凌电力以“移民问题太敏感，无论站在哪一方说话都不利于工作的推进”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托口十年，各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什么还是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多赢结局，或许这才是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