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总，传说您走了，那是7月13日中午12点零1分的事儿。记得那天上午，刘宁副部长在电话里催问《水工设计手册》（第2版）的出版进展，说：想拿一两卷新书去看看潘总，给您一点惊喜呢！我回答：马上摸清具体情况，再用短信报告。下午一点多，同事志媛来了短信：进展最快的第10卷要拖到8月中旬才能问世。我稍加修改，就把短信转给了刘部长。虽然部长很快回复：大家辛苦了。我却不禁郁闷起来：手册进展太慢啊，要让部长和您失望了。我的郁闷尚未消退呢，同事照瑜发来短信：“潘总走了……”都一个多月了，我还没想明白咋回事儿呢。我们酝酿编辑这本《序海拾珍》已经一年有余，虽然已经进入出版流程，毕竟尚未付梓，本来准备把它献给您的85岁寿辰的呢！您怎么会不辞而别呢？

要说您没走，手机短信不承认。君不知，噩耗既出，不胫而走。单是晚辈就收到好几条相关短信，有的通告，有的求证，有的惊愕，有的悲泣。即便有人错把梦境当现实，不能个个都头脑发昏、神经错乱吧？

要说您没走，网络舆论不相信。君不知，连日来互联网上追悼您、怀念您、感激您、颂扬您的图文、音视、动画、鲜花等，铺天盖地，此起彼伏。特别是一篇又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像云彩一样飘浮于网络空间，让人读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感情。即便常有人仰慕您，也不会如此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吧？

要说您没走，告别仪式不答应。君不知，向您告别的那天，乌云蔽日，哀乐低回，挽联成对，花圈簇拥；八宝山告别室外的人群排成了两条长龙，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北京的外地的，黑发的碧眼的，“林林总总，蔚然成风”。即便他们超凡脱俗，不能都闲得无聊，开这种横跨阴阳两界的“国际玩笑”吧？

然而潘总，您真走了吗？

没有！因为，您是——

一颗璀璨的恒星

说您是颗恒星，不是因为您担任过那么多重要的职务，拥有过那么多显赫的头衔；而是因为，您永远地、不可分割地与那么多里程碑或地标式的水电工程连成一体：新安江、东江、龙羊峡、锦屏、葛洲坝、三峡……

说您是颗恒星，也是因为，您这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水利水电科技遗产。不要说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不要说一册又一册设计报告，也不要说一篇又一篇学术论文，单说您一部又一部正式出版的科技专著，就让许多人难望项背。您一生究竟出版了多少本专著，尚无准确统计，单是由我社出版的就达十几种之多，其中很多是个人独著。著述之丰，水平之高，如果不是在整个科技界，起码在水利水电界，是屈指可数的。

说您是颗恒星，也是因为，您是一位科幻作家。什么《偷脑的贼》、《蛇人》、《吸毒犯》、《地球末日记》、《UFO的辩护律师》……这些小说或小说集的名字在科幻爱好者那里的知名度，超过了《千秋功罪话水坝》、《水利建设中的哲学思考》在水利工作者那里的知名度。以两院院士身份而出版了上百万字的科幻小说，甚至获得众多奖励，您至今没有比肩者，被世人亲切地称为院士科幻作家。晚辈有位“忘年交”名叫金涛的，在您去世不久就假《中国科学报》的版面惊叹：您的作品就像“老爷爷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连科学构思的铺陈也似乎信手拈来，不费力气。这恰恰反映了作者驾驭科学技术的能力，因而收到驾轻就熟、画龙点睛之妙。”他还说，中国科幻界特别感谢您对中国科幻小说的支持；您的科幻创作，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几经磨难的中国科幻无声的支援；这种支援的“一个出人意料的效果是，对科幻小说的无端刁难和攻击渐渐销声匿迹了”。这是他知道和感受到的，他不知道的是，您自幼就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一位积极倡导和亲自推动科普事业的科学家。您还撰写过大量科普文章，包括旗帜鲜明地反击伪科学的文章。其实，也许金老先生更不知道，您还是一位书法家、篆刻家。2005年11月，为庆祝我社诞生50周年，您用篆书勉励我们（“文化载体，科技指南，业务良师”）：

文化载体

科技指南

业务良师

说您是颗恒星，也是因为，您是一位文学家。除了科幻小说，您对文学的贡献至少还表现在三个方面：杂文，格律诗，短篇小说。例如杂文，早在1943年您就写过政论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面面观》，这哪是年仅17岁的一般青年所为啊！后来您写的杂文不计其数，收入知名文集《老生常谈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例如格律诗，单是收入人所共知的自传体散文集《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的就不只100首，而且行家一看就知道是有深厚功底的。您还写过一部诗论《积木山房诗话》。例如短篇小说，《春梦秋云录》第一版就收录了6篇，只是再版时您删掉了它们。其实，您对文学的贡献不限于此。“四人帮”倒台之际，您还写过讽刺剧本《女皇惊梦》呢；晚年，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写过自传。从那里，人们不只读到您的趣闻轶事，还能汲取丰富的文学养分……在星光灿烂的文化艺术界，当然不存在像您这样的两院院士；就是在大师云集的科学技术界，又有几位是像您这样多才多艺、著作等身的文学大家呢？！

潘总您没有走！因为，您是——

一尊伟岸的丰碑

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身材并不高大，称您伟岸似乎有些矛盾。其实您本身就看似充满矛盾，正是那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构成了平凡而伟大的您，铸造了一尊伟岸的丰碑。

水电与文学的矛盾

毫无疑问，您当然首先是一位泰斗级的水电专家。但您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普作家，一位创意超群的科幻大师，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为什么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称呼能够统一在您一个人身上呢？您曾经说，投身水电建设，您是先结婚、后恋爱的。然而一旦进入了水利水电设计、建设与科技领域，您就心无旁骛，奉献毕生。只是，早在您的孩童时代，四书五经、七侠五义、红楼西厢等文学经典就在幼小心灵里埋下了文学与情感的种子。虽然命运让您成了科学家，这些种子早晚会发芽。恰好，水电开发的波澜壮阔不仅没有窒息它们，反而给了它们充足的阳光、水分和养料，让它们长成了参天大树。

多产与丰产的矛盾

曾记否，编辑《春梦秋云录》原稿期间的一天，晚辈曾经当面感叹您何以能做到一生著作等身、成果迭出。您笑着说书稿里有答案。书云，您在生孩子上也是“多产作家”（生了六个，养大了五个），著述、育儿两不误，练出了一手搂着孩子摇晃、一手执笔构思的本领。基本上，也正是在您连续养育孩子的阶段，您撰写了一部又一部体现深奥理论功底、凝聚实验智慧的水电科技专著，诸如《水工结构计算》、《重力坝的弹性理论分析》等等。晚辈知道，直到上世纪80年代，您已经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了，却有多年住在两间筒子楼里面。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您创造一个又一个科研、设计、决策、创作等方面的奇迹。您以一个非专业作家的身份，一位日理万机的工程师、总工程师，正式出版和发表了近2000万字的科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惜时如金，以苦为乐，矢志追求，这些可贵品质多么值得晚辈和青少年学习啊！

谦逊与果敢的矛盾

曾记否，1981年的一天，还在许多领导专家担惊受怕的时候，您在龙羊峡抗洪抢险现场以女高音之声激动地说：抗洪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006年的一天，您在回答社会对三峡工程的质疑时说，那些质疑和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为什么这些惊世骇俗而又令人信服的声音都来自于您？因为您对事实根据有透彻理解，因为您对科学真理有执著追求，因为您对水电事业有真挚爱恋，因为您对祖国人民有无限忠诚。

在水电界，从领导到专家都广泛认可您在技术上的权威性。很多时候，您那果敢的声音几乎就等于决定。您的最大亮点是，别人习惯摇头时，您能及时点头；在众人犹豫不决时，您能做到一言九鼎。正如钱正英同志所言，对于重大工程，在关键时刻、对关键问题做出点头的结论，是要冒坐牢判刑的风险的啊！您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是因为您有高超的科技水平、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重大问题上您总能展现果敢的一面，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在待人接物时您总是给人以谦逊、亲切的印象。您在自传里告诉大家，您对小孩有一种说不出的偏爱，甚至在动物中也喜欢小狗、小猫、小鸡、小鸭，充分说明您有一颗真诚、纯洁、善良的心。虽然不能亲身感受您的家庭生活，您的许多同事、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或感悟：除了令人敬重、折服之外，您身上还洋溢着某种特别的人格魅力。它由真诚、睿智、宽容、豁达和幽默调和而成，多了大量知识的光泽，没了丝毫权贵的架子，既无官场熏陶出来的某种装腔作势，也无坊间挥之不去的任何鄙陋粗俗，在以高品位滋润他人的同时总是给人以如沐春风的亲切感，令人惬意、喜悦。因此，与其说我们敬佩您，不如说我们喜欢您！您对许多人而言，与其说是一个朋友，不如说是一位亲人。

曾记否，1991年初秋的一天，晚辈和同事在能源部的府右街大院里，为《春梦秋云录》一书给您拍摄个人近照。当时您给晚辈留下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脸上呈现着平常人准备出席重大仪式前常有的神圣状、庄严感，夹杂着一丝腼腆。你的衣着，从西装到衬衫，都不那么笔挺，却一点儿也不显“土”。为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当年，晚辈就是因为在我社时任总编辑金炎先生的安排下担任《春梦秋云录》的责任编辑，而有幸结识您的，晚辈不敢妄称自己成了您的“忘年交”，起码可以说因此真切而深入地了解了一位科学大家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2000年再版该书时，晚辈曾通过其内容提要这样介绍它：

作者用一篇篇相对独立而又紧密关联的回忆，生动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纷纭复杂的社会景象和自己一生的坎坷历程，艺术地勾画了一位知识分子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成长道路，抒发了作者对水电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祖国的拳拳爱心。

为了表达大家对您的缅怀之情，也为了满足各界读者的需要，经您女儿同意，我社已决定重印该书，与这本《序海拾珍》一道付梓，同步推向社会。

磨难与忠诚的矛盾

您做过亡国奴，当过流浪汉，进过牛棚，挨过批斗。经历的磨难是我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难以想象的。按说，您应当仇恨某些人，仇恨某些时代，甚至仇恨某些制度。但您始终保持着某种忠诚。磨难与忠诚能够和谐地统一在您身上，不也是一种矛盾，乃至更深刻的矛盾？

新世纪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您经历的磨难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更不要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了。磨难不必也不应当经历，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有责任让下一代、下下一代了解和读懂这些历史。生者还应当拷问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撑着您、引领着您历尽磨难却依然忠诚的？它对振兴与转型中的现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潘总您没有走！因为，您还是——

一位出版的导师

世人都知道您是让成千上万人受益和爱戴的导师，晚辈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或许您已经忘了，几年前，晚辈曾向您报告自己打算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以水电综合价值研究为论文题目之事，您对此不仅赞许勉励有加，而且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导。本想于今秋携带文稿当面向您请教并表达谢忱的，无奈论文尚未完稿，您就驾鹤西去了！几十年来，有多少人受益于、感佩于您的诲人不倦和谆谆教导，恐怕连您自己都数不清呢！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您也是我们出版事业的导师。

曾记否，2006年1月8日，在我社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您在风趣地介绍了自己同我社共同成长的历程与友谊（您在大会上亲切地称晚辈为“小汤”）后，饱含深情地说：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是和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伴生成长的。五十多年来，中国的水利水电建设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远远超过以往五千年的总和，也远远超过昔人最大胆的梦想。这里，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科研、教育各领域的同志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我们怎能忘记在出版领域中勤奋努力、默默耕耘的同志呢?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怎么能获得信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学习提高、融会贯通呢，我们也将没有教材、论著、译著、规范、标准和历史记录，没有精神食粮，我们的文明将无从保存和发扬。编辑出版工作是十分辛苦、任劳任怨，又是默默无闻，无名无利的。每当我从编辑手中接过一厚叠精心审核过的稿件，上面密密麻麻注满修改校订意见，有时红黄蓝白黑经过多少道反复修订，这全是他们的心血。而书籍出版后，人们只知道著者编者，谁又记得出版领域同志的劳动呢。因此，在这太平盛世里，在庆功时，我们要向出版界的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说一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或许您自己已经忘了这些话，但对于天天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编辑们来说，它是多大的激励和鞭策啊！也许它只是您思想大海里的一滴水，却足以滋润千百颗心灵；也许它只在您脑海里闪耀一阵子，却会在别人心田上驻留一辈子。

曾记否，本世纪之初，作为一位高产著作家和视读书为一生最大嗜好的“书虫”，您曾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之尊，撰文痛斥出版界存在五大问题，呼吁痛打“五鬼”：

一是出版了许多在政治上、科学上和道德上有严重问题的书，毒害人民……宣传伪科学以及黄色、暴力、淫秽的书充斥市场，侵蚀着青少年纯洁的心灵。二是垃圾书泛滥成灾，东抄西拼、错误百出的“工具书”、改头换面的文集、选集、合集，讹误满纸误人子弟的参考书，浮躁成风，草率成书，一些作者甚至“学者”都搞抄袭剽窃的事。三是有学术价值的书出版困难，人们买好书的风气下降，有些出版社则在卖书号、出坏书，坐地收赃。四是形式主义盛行，部头越来越大，包装越来越精美，定价都是天文数字……充斥市上的所谓大部头精品书都是什么秘史、秘本，或把一些古典作品重新组合包装，反正不必向死人付稿费，都是骗人的，最多只能当暴发户附会风雅的摆设品，是对纸张、能源、人力物力的无情糟蹋浪费。五是盗版横行，甚至正版尚未付印，盗版已经问世，书市上真假不辨、逵鬼难分，诚信两字掷诸脑后，知识产权无从提起。这就叫五鬼闹东京。五鬼不除，出版事业难以走上正道。

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对出版市场的恶行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弊，不啻为当头棒喝，曾在出版界特别是科技出版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您不是出版管理者，不是出版评论家，但您对出版价值的褒扬是那样充满感情，对出版弊端的鞭笞又是那样不留情面，爱憎分明，让人感悟到无论褒贬，您都是在替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说话的。当之无愧，您是出版的导师！

作为一个长期受您指点、关爱的出版人，晚辈我却因为自己的疏忽，给您和我自己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

2010年11月1日，您从电脑里打印了一封信，寄给晚辈。信曰：

汤社长：

久未通候，谅必健康幸福，万事如意。社务蓬勃发展、前途无量为祝。

有件私事想商您赐助：我有些个人资料，想给它印成书册，以赠亲友。全部材料约60万字，拟以15万字（排版字数）一辑，分辑印刷，每辑印一百册。由我提供电子文档，请贵社协助排印成书，并由我支付成本费。未知可否？现第一辑基本完成，如蒙赐助，不胜感谢。如不便，亦请示知。琐事渎神，并乞宥谅。

顺祝

冬安

潘家铮敬上

2010-11-1

信寄到了原址：三里河路6号。而实际上，我社早于2009年“五一”之前搬迁至玉渊潭南路。虽然工作人员依然能把它辗转送到晚辈手中，但那却说不清已是多长时间之后的事儿了。由于平常总能收到很多广告式信函，而且现在惯于通过电话、手机、电脑交流，因此晚辈直到翌年3月在清理桌面时才看到您的来信！迅即致电您的秘书李永立先生，他说：此事已由他人办妥。后来晚辈拜访您时说明缘由，您并无丝毫怨言，但它已经成为晚辈永远之痛！您对我社和晚辈的关爱经年有加，“罄竹难书”，而且您从未给我们添过任何麻烦，于公于私，晚辈均断无推托之理啊。一年多来，晚辈不知因此事而自责了多少回：如果及时向您报告迁址之事，如果不时登门请安一下，如果经常致电问候一声，这种失误就不会发生。

……

潘总，您没走，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