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潘家铮和他魂牵梦绕的“水电”（张博庭）
2012/8/17 8:12:24 新闻来源：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文/张博庭
2012年7月13日，正当三峡水电站的32台机组开始全部运转发电的时刻，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潘家铮院士平静的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传奇的水电人生。不知道潘家铮院士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否就是为了中国的水电的兴旺发达？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解决了中国水电众多难题的技术权威，潘家铮对中国水电的贡献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中国水电的今天，离不开潘家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水电成就了潘家铮院士辉煌的一生。因此，似乎潘家铮也非要等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的全部机组投入发电的那一刻，才肯放心的离开我们，走向另一个世界。
潘家铮院士1927年生于浙江绍兴。据潘院士介绍，他从小就痴迷于文学，但是，父母出于生计的考虑让他报考了一个容易找到工作的土木工程专业。1950年潘家铮在浙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时候，正好是新中国水电建设最需要人的时期。潘院士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工作。此后，潘院士从最基层的水电设计工作做起，再也没有离开过水电，直到成为中国水电界的最高权威和技术负责人。
作为一名水电工作者，不可能不认识潘家铮。我是在1990年潘家铮任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期间开始接触到潘院士的。那时候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来到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下简称：水电学会）负责开拓国际学术交流。开始的时候，我接触潘院士的机会，不过就是在一起暂短的开会或者找他审批一些文件。我与潘院士的第一次密切接触是从1991年陪同潘家铮院士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大坝会议开始。
一、陪潘院士一起参加国际大坝会议
90年代初期，潘家铮院士担任能源部的水电总工程师，同时还兼任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即：中国大坝委员会）的主席。当时的中国大坝委员会，是挂靠在我们水电学会和中国水利学会之下的一个二级学术机构。1988年水利和电力分家之后，由于大型水电被明确的划归能源部管理。而且我国较大型的大坝几乎都是与大型水电站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的大坝问题，就被名正言顺的划归能源部管理。水、电分家之后，中国水利学会已经挂靠水利部，只有我们水电学会挂靠在能源部。因此，尽管当时的中国大坝委员会同属两个学会，但主要还是接受水电学会的领导。
1991年6月14日国际大坝委员会的第59次执委会和第十七次大会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联合国会议大厦）召开。经能源部批准参会的中国大坝委员会的代表团有四人组成。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潘家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陈望祥、能源部水电开发司总工程师张津生和在水电学会负责国际交流工作的我。那时候，潘家铮院士虽然是能源部的总工程师，但是还没有资格配备专职秘书，只是由水电开发司的陈东平同志兼任。在加上当时对出国名额控制较严格，一般领导的专职秘书都不大可能陪同出国。因此，尽管潘家铮院士已经是64岁的老人，但还是不可能带秘书出国。在同行的四个人当中，另外两二个人也都已经是50多岁的老同志，因此，我这个团组中唯一的年轻人，似乎也就不得不担负起潘家铮业余秘书的工作。
我们团组中一起出国的另外两位专家也应该算是在水电和电力部门赫赫有名的。当时任中电联秘书长的陈望祥，解放前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与前总理朱镕基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地下革命的同志。由于他同朱镕基总理一样喜欢仗义执言，在反右期间，也曾被打成了右派。恢复工作后，曾担任水利电力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水利、电力分家之后，到能源部下属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当秘书长。陈望祥同志的敢于直言，在电力系统是非常有名的。他是为数不多的敢把一些电力系统的内幕，毫无顾忌的捅出去的人。
另一位时任水电开发司总工的张津生，也算是水电领域的一个名人。他不仅长期工作在工程第一线，而且还非常善于总结和发表各种学术论文。经常在国内外的各种刊物和会议上发表文章。由于其出色的水电专业知识和社会活动能力。张津生后来成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总公司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大坝委员会的副主席。再后来，通过竞选，张津生还担任过国际大坝委员会的副主席。作为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的潘家铮的学术水平，是在国际大坝委员会上得到公认的。那一年，本来潘院士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担任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但是，潘院士认为自己的英语不够流畅，不能胜任国际副主席的工作，坚持让既懂英语，又会法语的张津生代表中国出任副主席。不过，此后潘家铮院士还是以他对水利水电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国际大坝委员会颁发的终生荣誉奖。
在那次会议上，有个场面令我们大开眼界，在联合国的会议大厅外面，反水坝的团体组织了一些人，搭建了不少帐篷并且住在那里。每天当有开会代表来到会场时，他们都会摆出反对建水坝和让河流自由流淌的标语牌。这些人的抗议行为，不仅平静，而且还非常文雅。经我们与其中的一些示威者私下交谈之后才得知，他们大部分都是反坝组织专门花钱雇用来的学生。他们的目的不是真要抗议建坝，而不过是想挣点钱。这种情况到和我们今天国内众多的环保组织非常相似。它们并不大了解水电大坝，他们反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得到资助和名、利。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从来也不爱照相的潘院士，连忙让我给他和这些反坝示威者一起拍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也曾被潘院士用于他的《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
在那段与潘院士亲密接触的日子里，潘院士超强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看到我的谈吐和性格与当过右派的陈望祥秘书长非常相似，潘院士曾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学力学的，知道力学上有个最小势能原理。你把自己的位置放的越低，你就越稳定，你遭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小。潘院士说：其实，社会、人生也是一样，适用于最小势能原理。短短的几句话，却让人感到非同一般的人生哲理。同时也让我对潘院士善意提醒而心存感激。我知道，潘院士不是一个无原则的人，这件事，一方面让我体会到潘院士在饱经磨难之后把自己的人生体会告诉给我，表达的是对年轻的人爱护。另一方面也让我领悟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大道相通。一般的设计人员，工作多年以后往往就只记住了常用的公式，很少有人还能关注科学原理。而年逾花甲的潘院士，不仅能够熟记住各种科学原理，能够把这些科学原理灵活的运用到设计工作中去，而且，还能灵活的发挥和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见，科学原理、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已经深入到了潘家铮院士的灵魂，完全融会贯通在潘院士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这也许就是在同时代的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潘家铮院士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我觉得，潘家铮院士的成功，也应该算是科学的成功。
那次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潘院士又带着我们团组一起去法国参观了正在施工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因为，他们开拓海底隧道使用的掘进机，或许能有助于我国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开发和建设。
二、科学素养决定了院士对伪科学的批判态度
最近几年以来，社会上对伪科学、伪环保的看法，似乎已经产生了分歧。科学界也已经有人公开的呼吁要取消《科普法》中反对伪科学的提法。作为以“最小势能原理”为处事原则的潘家铮院士，自己也很长时间不再提及“伪科学”之类的名词。的确，现在再提反对伪科学、伪环保，确实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面对社会环境的这些变化，很多人从保护潘院士的声誉出发，也不再提及潘院士明确的反对伪科学的那段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看，反对伪科学、伪环保，不能不说是潘家铮院士对社会进步最重要贡献之一。
2003年编辑出版的潘家铮院士文选中，第二大章节的题目就是“反对封建迷信、伪科学”。里面收录的“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反对为科学的斗争任重道远”、“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应该列为国策”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等十余篇潘总自己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很那么铿锵有力、至情至理。里面居然找不到一句话，会因为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显得一丝不妥、或者过时的。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细读起来都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我个人认为，尽管当前伪科学、伪环保已经在社会上变得有点时髦，潘院士自己也不愿意再去趟这种浑水，但是，潘院士的坚持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迷信的理念，即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任何错误。
潘院士反击伪科学的精彩文章，之所以不会随着社会的潮流变化而褪色，是因为潘院士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宣传科学精神、提倡科学理念和普及科学知识所写的。这些以丰富的科学知识为底蕴的文章、论述，怎么可能会过时呢？
例如，潘总在《关于“永动机”致某同学》的公开信中曾说到过“谁都知道，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代数方程都能得出一处等形式表达的解，但是五次以上的方程就不行。这是前人经过严格论证得出的结论。如果你对代数没有深入的研究，不了解一些数学大师（如高斯、拉格朗日）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阅读伽罗华发表的开创性的论文，不知道数学中有‘群论’这类理论及其应用，只是简单的怀疑：‘为什么五次方程就不能求得形式解？’‘为什么要听前人的话？’坚持抱定‘我就是要找出五次方程的解’的态度，而固执的走下去，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很多文章都报道说潘家铮院士是会写科幻小说的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潘院士撰写出大量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底蕴，恰恰来自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强烈的希望普及科学知识的意愿。在潘院士的很多的科幻小说中，都赋有深刻哲理或者是科学知识。科幻小说是潘院士崇尚科学精神和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学术权威”
在中国一旦成名之后靠着已经取得的名誉、地位混日子的人很多。然而，知识是无止境的，没有实事求是、谦虚好学的态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和专家权威。我觉得潘家铮院士在虚心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
我上研究生期间的论文题目是《压力钢管的结构的可靠度分析》，可靠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新颖，而且也非常时髦的课题。记得当时，为了推广工程结构的可靠度设计方法，水利电力部还成立了专门的推广领导小组。由于可靠度的分析，需要有大量的数理统计数据，所以，我记得上研究生期间，去拜访过一位该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泼了一大盆冷水。我发现，该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居然有很多概念自己都搞不清楚，而且还要故意掩盖，摆出一副权威的样子夸夸其谈。有这样的领导小组，我断定我国的可靠度设计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什么起色。
果不其然，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毕业工作几十年了，而我国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的目标还是没能实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因为缺乏像潘家铮这样的是实事求是、虚心好学专家，担任可靠度设计的领导工作。记得我毕业后曾经把毕业论文中的一些内容整理出来，交给某专业期刊发表。因为迟迟得不到专业期刊的准确回信，我不得不去询问，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结论？期刊的同志告诉我说，因为我所探讨的内容比较前沿，他们本来是交给水电界的权威潘家铮审稿的。但是，潘总回信说这个问题比较前沿，理论性较强，他这方研究的不多，也不大懂，不能进行评价。他建议可以交给对可靠度工程设计研究较多的河海大学的吴世伟教授审查。
吴世伟当时是我国水利水电领域工程结构可靠度研究的权威，不过，他后来在一次空难事故中不幸罹难，英年早逝。我的论文经过吴世伟教授的评审之后顺利发表了，但是，作为水电行业权威的潘家铮院士，居然大胆承认自己在某方面不大懂的举动，确实令人佩服。我想如果当年的那些可靠度领导小组的专家们，也能像潘总一样的承认自己还不懂，把工作交给懂行的专家去做的话，恐怕也不会让我国的可靠度工程设计出现几十年停滞不前的后果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总的谦虚并不仅仅停留在实事求是的“不知为不知”的基础上。后来我在一次会上，听到潘总与中科院的陈祖煜院士讨论过可靠度设计的问题，我才发现潘总已经对工程结构的可靠度设计有了非常深入、透彻的了解。也就是说，正是潘总从来不会不懂装懂的科学态度，决定了潘院士总能不断的虚心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从而成为水利水电行业内当之无愧的真正权威。这与现在某些依靠“官本位”得到了某种名号之后，既不肯学习，还要不懂装懂，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所谓专家权威们，形成了巨大反差。我觉得令人庆幸的是，正是因为我们行业里有了潘家铮这样真正的科学家，担任了三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才能使我们的三峡建设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四、水电发展得益于殊途同归的水电“大家”
众所周知，在一场战役中，既需要有运筹帷幄的军师，也需要有敢打猛冲的战将。在我们水电建设的战场上也是一样。前面我曾提到过，潘院士告诫我，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需要应用最小势能原理。谦虚谨慎，放低身段，尽量的少得罪人。不过，同样是我们水电的老前辈，李锐老部长也经常教导我们，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李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到。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党员，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正确观点，恐怕我们党就不会遭遇到那么多的挫折和失误。
以前，我总觉得我们行业内的李锐、黄万里这样为了真理，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言的人最值得学习和敬佩。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一个人要修炼到潘家铮院士那样做人的高度，往往更难。人们都说，潘家铮是水利部老部长钱正英一手提拔起来的，对钱正英部长的话绝对是言听计从。但是，有一次我亲自参加的关于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审查会，钱正英老部长在自己的发言中已经表态不赞同建设虎跳峡。然而，随后的潘院士还是委婉的，同时也是坚定表达了应该尽快开发虎跳峡的科学意见。那时候，我才真正发现，不管是对什么人，在原则问题上，潘院士绝不是随风草，而是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照顾到各方面关系和感受的协调高手。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般的人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修炼到潘家铮那样的水平。我觉得潘院士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特殊人才。李锐、黄万里和潘家铮等水电大家虽然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才。都有不惜牺牲自己，全身心的投身水利水电事业的高尚情怀。但是，由于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历史和环境不同，造就出了完全不同的处事方法和人格特征。李锐是劳苦功高的老革命，黄万里不仅是留洋归来的时代轿子，而且还贵为国务副总理的公子。即使他们曾经被打成过右派，但是，在他们的骨子里也不乏总有一股傲气，让他们表达自己才智和情怀的方式仍然是激情奔放、直言不讳。而潘院士虽然也是才华横溢，但当初只不过是一出身不好的普通知识分子。在过去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必须要寻找出到能够表达自己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怀的特殊方式。
今天的社会开放程度，早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社会扭曲，个人才智受到压抑的环境。有本事的人才，如果受到压抑总可以转行，找到能让自己发挥的新领域。所以，可能也就再也造就不出像潘家铮那样的特殊人才了。因此，尽管在20多年前，潘院士就给我传授过，他为人处事的成功“秘诀”，但是，由于没有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至今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似乎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倾向模仿黄万里那样的耿直、直言不讳的性格。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潘院士的那种超人的睿智水平。
潘家铮的睿智，绝不是一般的水平。例如，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潘家铮院士的“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三峡反对派”的名言。也就是潘院士这样一个充满睿智的解释，让李锐老部长和一大批曾经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同志，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也认同了潘家铮院士是钟情水电，但又和而不同的真君子。
关于三峡问题的争论，在我们水利水电行业内部来说，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如何才能更好更快的开发水电的争论。支持上三峡的和反对上三峡的双方，其实都是为了要让中国的水电更好、更快的被开发利用。由于水电这种可再生能源的特殊性质，开发利用则无穷无尽。反之，不开发不利用，不仅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可保存。因此，水电资源每晚开发一天都是巨大的浪费。
与其他行业不同，深知水电这一特性的专业人员，不仅要敬业，而且几乎都把尽快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当成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整个人类和子孙后代的一份责任。建设三峡的争论，虽然有一些关于技术水平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当时我国的投资体制。当时国家有限的水利水电投资，一旦被用于建设三峡就会严重影响其它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而三峡工程的单位千瓦造价和建设周期，要比其它大中型水电高出不少，所以，从全国考虑，先建三峡肯定不利于我们更早、更多的开发利用水电资源。
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各个具体水电单位的任务是否能饱满的因素。根据三峡所处的位置，长江委设计院和葛洲坝工程局都将是三峡工程建设的直接受益人，所以，他们都鼎力支持三峡上马。但是全国其它所有的水电工程，都可能会由于三峡工程的上马而受到影响。所以，从保饭碗的角度来说，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水电工作者也都是反对三峡上马的。那时，为了确保三峡的上马，也有官员强调三峡工程的投资，绝不会占用其它水电基本建设的投资，属于“篮子外”的工程。但是，绝大多数水电人都不相信，三峡的投资真能在“篮子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全国广大水电工作者的判断是没错的。三峡上马之后，我国其它的水电项目投资，确实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原来已经准备好上马，并且已经得到了世界银行贷款承诺的广西龙滩工程，搁置到了下一个世纪。据记载，在1996年全国的水电开工，还首次实现了“零的突破”。
我国的三峡工程之所以争议会这么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时的体制下，全国的水电工作者都来想方设法的给三峡挑毛病。由内行人提出的质疑，当然都是有些道理的。这些道理深刻的影响了整个社会，于是就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激烈争论。我当时站在有利于国家水电尽快开发的专业角度，也是反对三峡上马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发现政治家们要比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更高明些。如果当年我们不开工建设三峡，到了今天（由于极端环保的影响）就基本不可能再建了。与国家的水电开发速度减慢了一些相比，我觉得不建设三峡对中华民族的损失，肯定更大。
今天看来，潘家铮院士不仅是水电专业人士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超越专业眼光的局限，鼎力支持三峡工程建设的，而且，还能充分肯定广大水电专业人员给三峡挑毛病所做出的贡献，并成功的化解了水电从业者之间矛盾的功臣。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在行业中获得如此高度一致的认可。在我们行业内，能有潘院士这样的水电“大家”，与李锐、黄万里这样才华出众的水电前辈相得益彰，真是我们的幸运。
五、潘家铮院士魂系水电，情满江河的人生
关于潘家铮院士的水电情怀，在潘院士还在世的时候，就曾有很多媒体报道过：潘家铮曾改写陆游的诗并当众宣读：“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西电未输东，金沙宝藏开工日，公祭无忘告逝翁。”后来，我国的金沙江、雅砻江都已经开工建设了。有人向潘院士提起这首诗。潘院士随口答道，那就把“金沙宝藏”改成“雅鲁藏布”吧！显然，潘院士心里装着祖国的每一条江河，他希望能即便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后，也有人向他报告水电资源得到开发的喜讯。
还有媒体报道过，1964年，潘家铮参与三线建设，参加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设计。一个带路的牧羊男孩问他为什么会来这里，他兴冲冲地说：我们是来修大电站的，等明年下游的炮声一响，你就来当工人吧！男孩听了很激动。谁知这一等就是40年，这让潘家铮院士的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当地的群众，直到锦屏电站上马后潘家铮才道出埋藏在心里的话：“条件这么好的工程不能上马，我死不瞑目！”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作为水电同行，我似乎最能理解潘院士的心情。2005年为了揭露极端环保组织造谣污蔑怒江水电开发的谣言，我们水电学会曾组织过一次怒江考察。我非常有幸的与陆佑楣、何祚庥院士等人一起参加了那次考察。仔细的了解了怒江的实际情况之后，院士们以及方舟子和司马南等善于揭假打假的社会学者向社会澄清一系列污蔑怒江水电开发的谣言。事后，很多人感谢我们揭穿了谣言，还给了怒江人民一个公道。但是，作为水电工作者的我，却深深的感到愧疚。怒江的水电资源，仅发电一项就相当于每年5000万吨的原煤。开发之后，不仅能很好的保护怒江生态，而且还能相当于让怒江州50多万群众每人每年都给人类供应近百吨的清洁能源。其每个人作用完全超过我国专业的采矿工人。然而，由于我们水电工作者的失职，解放50多年以来，怒江深山中的民众还是那么样的贫困。直到今天，我们不仅让怒江的很多民众，捧着金碗要饭吃，而且还让我们的国家大量的消耗着本可以留给我们后代的煤炭，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排放增长过快，而不断的遭受着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而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源于我们水电工作者在揭露谣言和舆论宣传方面的失败和无能。
潘院士本来也想参加那次怒江考察，因为有其他事情冲突没能如愿。尽管后来潘院士也表示过还希望有机会要去考察怒江，但直到他辞世，最终也一直未能成行。人们都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潘院士的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但我觉得，完全不是。潘院士对祖国江河的感情，绝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就在潘院士离世的前一年，80多岁高龄且已经身患绝症的他，还是饶有兴致的考察了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显然，高海拔的雅鲁藏布江都能去，说明考察怒江潘院士身体也应该不成问题。更何况潘总也曾经亲自表达过这一愿望。而且，据我了解，祖国江河中，潘总唯一没有亲自考察过的只有怒江了。不过，根据我自己的心情，我又隐约的感觉到，潘院士似乎又不大敢去考察怒江。试想，一旦去考察了，就不能不说话，然而，讲话表态之后，若怒江水电仍然迟迟得不到开发，潘院士难免又会有当年愧对雅砻江百姓的心结。同时又会加剧“条件这么好的工程不能上马，我死不瞑目！”的终生遗憾。
六、潘家铮院士对水电被妖魔化的苦闷与无奈
我对潘院士始终没能考察怒江，留下了终生遗憾的猜想，也许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在外人眼睛里，曾任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潘家铮，应该是一言九鼎的说话算数。但是，在与潘院士的言谈话语中我却能感觉到，他对水电被社会舆论严重妖魔化的苦闷和无奈。他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即使是关于某些科技问题，他的话语权，经常还不如一个小报的记者。前不久水电工程报记者韩磊的文章中曾透露“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只有短短的二三千字。让人诧异的是，此文连投多家报、刊，竟然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2002年3月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竟然引起轰动。后来，以敢言著称的《炎黄春秋》在2002年第11期发表了此文，给了先生些许安慰。”
近年来，面对社会上妖魔化水电的误解和谣言，潘总的苦闷与无奈常常是眼看着谣言传播，自己的科学意见却得不到表达的机会。很多记者朋友听了我说这些之后，都感到不解。很多人都表示说，潘总如果有话要说，你让我们去采访，我们一定会让科学的声音发出来。但是，实际上潘总却很少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潘总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而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常常要冒很大的风险。
每次接受采访之后，你很难预料记者的发稿会是什么样子？陆佑楣院士有一次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但发出来的内容却与陆院士的意思完全相反。后来，在陆院士的抗议下，该报后来又重发了一篇稿。2010年夏天社会各界对三峡大坝的气候影响及防洪、抗旱功能多有疑问，为此，中科院的《科学新闻》杂志特地组织了一场专家和媒体记者的研讨会，清华大学的王光谦院士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疑问，全面介绍了三峡工程的重要作用之后，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的三峡之所以防洪、抗旱的作用有限，正是由于我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不足。与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水库蓄水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需要建设更多“三峡”，才能解决我国防洪和抗旱的难题。当然，王光谦院士也没忘客观的阐述了一些三峡和任何水库大坝建设所必然带来的某些生态环境问题。但是，此后，王光谦院士的这一番讲话，却被《南方日报》的记者，精炼的表述为“王光谦院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陈‘三峡四弊’”。
很多记者都曾抱怨说“你们水电行业的专家，几乎都不敢出来讲话”，以至于水电常常被社会公众误解。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有了陆院士、王院士这样的经历，谁还敢轻易的接受媒体的采访？潘院士当然也不例外，因为，他说的话一旦被歪曲报道的社会危害性肯定更大。所以，不敢见记者，害怕被黑心的记者算计，在我们行业内是普遍的。不过，据我了解，尽管潘院士几乎拒绝所有记者的采访要求，但还是非常愿意能把科学的声音传达出的。因此，凡是由国家宣传部门正规组织的新闻采访，潘院士从不推辞。例如，他曾经在国务院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驳斥污蔑三峡的谣言，直陈妖魔化水电的社会危害。
我是水电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敢于接受媒体采访专业人员。因为，我特别注意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绝不能与和同行们讨论问题一样的不设防。切记不要为了表现自己的客观和公正，而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记者断章取义的机会。为此，我宁愿接受外界对我“观点偏激”的评价。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接受采访和发表出来的文章、报道也比别人多一些。然而，如果我不说，可能大家谁都想不到，最理解和支持我反击伪环保的，竟是温文尔雅的潘家铮院士。尽管，有时潘院士也会提醒我，写文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伤及无辜、避免树敌过多。但是，我感觉对我支持最多、鼓励最大，以及常常能够与我产生强烈共鸣的恰恰是潘家铮院士。
七、潘院士鼎力支持揭露伪科学、伪环保
看到我写的揭露一位自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的关于三峡水力坡度的文章，潘院士曾打电话问我，那是个什么样水利专家，怎么连水库的库容计算都不懂呢？我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水利专家，只不过是个专门炒作三峡的造谣专家。他以前还以知情人的身份说过“水电部坚持要上三峡是为了自己获得投资，能上项目”，其实，三峡的建设投资与水利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我们现在急着要上金沙江上的虎跳峡等工程，是为了要给三峡工程擦屁股。但我们水电人都知道，我们当初关于三峡的争论，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先上三峡，还是先干上游的金沙江？现在，三峡建成了，我们开始转战金沙江了，我们当年反对三峡的水电工作者的愿望开始实现了，怎么就突然变成给三峡工程擦屁股了呢？
都说德国人最讲诚信，但是，我发现德国的某些媒体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德国人应有的品格。这个多次造谣污蔑三峡，而且已经屡屡被事实揭穿的伪专家王维洛，至今还是某些德国媒体反三峡以及反华宣传的“常客”。国内的很多媒体记者，也更愿意相信那些说三峡有问题的伪专家。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不仅我曾经多次写文章揭露王维洛的所谓“三峡的水库计算有严重错误，实际水力坡度将达到42米的谎言，淹没移民的人数至少要250万”的谎言。而且，记得在三峡初期蓄水前，潘家铮院士也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专门解释过这一问题。但是，科学的声音却一直十分微弱。直到三峡真正蓄水到175米之前，媒体和社会舆论却对三峡的水力坡度是否计算正确，仍然存在着怀疑。特别是在三峡工程一期蓄水之后，一些造谣者和媒体，还曾经以长江沿岸河道的某些天然水位为数据，论证说事实已经证明的三峡的水力坡度绝不可能是2、3米，而是40多米。直到2010年秋季三峡工程真正蓄水到175米之后，实测到的重庆寸滩的水位确实只有176米左右（说明当时的三峡水力坡度只有1米），污蔑三峡水力坡度计算错误的谣言才真正平息下去。而在此之前，潘院士也和我一样，尽管对社会上盛行的谣言，极力加以解释，但仍然是无可奈何。有谁能想到？在国内外的某些媒体帮助下，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意见，竟然还不如一些冒牌的伪专家。
记得我还有一篇驳斥四川地质局旅游地质勘测队总工程师范晓，关于污蔑三峡的泥沙淤积和加剧地质灾害的文章，也得到过潘院士的高度肯定。其中，我根据科学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提出的关于“水电开发有助于地质减灾”的新说法，很多水电同行都不敢苟同，但潘院士却鼎力支持。
我曾根据加拿大地质学者嵇少丞总结的，地震具有“强岩强震，弱岩弱震，软岩不震”的特点，提出水库触发地震本质是水库的蓄水导致的渗流，降低了抗拒的真变形的板块之间的摩擦力。从而有让“强岩变弱，弱岩变软”的作用。因此，断言水库触发地震可以提前释放地震的能量，有助于减少地震所造成的灾害。关于这一种观点，虽然我在陪同陈厚群院士去中科院地质所与某地震院士讨论水库触发地震问题的时候，当面提出来过。尽管，当时就有中科院地质所的同志补充说，国外在上个世纪70年代，确实也有过利用高压注水释放地震能量的尝试。但是，地震学者们似乎始终不肯重复我的这一说法。然而，我发现潘院士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表述了几乎同样观点。当然，这也许是潘院士在支持我多次表达过的观点看法，也许是我与潘院士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经常感到，我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提法，常常都能得到潘院士的支持和共鸣。
不仅如此，潘院士对我揭露伪科学、伪环保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几年前，中国工程院组织撰写一部关于《能源》的科普图书，潘院士坚决的推荐我来撰写水电部分，以便在能源科普中消除伪环保的不良影响。在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中，潘院士也经常极力的推荐让我参与其中，以便能表达出揭露伪科学、伪环保的正确观点。除此之外，我在揭露伪环保谣言的文章和论述中，一些创新性的提法，往往也总能得到潘院士的支持和肯定。
八、潘院士的心愿：续写《千秋功罪话水坝》
我感觉中国今天的社会就如同1991年我和潘院士在维也纳联合国会议大厅看到的情况一样。那时反水坝的伪环保组织利用奥地利的民主，雇佣了大批的学生进行反对大坝建设的示威。当时的大坝建设者们，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但是，没想到久而久之，他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真的影响了整个世界。先是世界银行给了反水坝组织“世界水坝委员会”一笔钱，调查世界上的一些典型大坝。而“世界水坝委员会”则利用这一机会，合法的制造了大量的言过其实的水坝“罪行”的谎言。这些谣言曾经一度影响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最后导致在1996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因为要反对建大坝，决定把大水电排除在可再生能源的范围之外。世界银行也一度停止了大型水电和大坝的建设投资。
后来，经过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水电协会和国际灌排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共同澄清，以及我国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联合国才逐步认清事实和真相，并在2002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重申了大型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地位。此后，世界银行也很快的恢复了对大型水电的投资和支持态度。
我国当前的现状，非常像当年的维也纳会场。由国外资金资助的大批环保组织在我国的表现和作用与当年的雇佣天真的学生参加的反坝示威，极为相似。当年，由于国际社会任凭这些制造谣言的示威活动，从不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以至于造成了全世界一度对水电的重大误解。经过补救，现在虽然国际社会主流已经意识到水电和大坝的重要性，但是，要彻底消除人们对水电大坝的污蔑和偏见，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于国际社会明显有一个滞后期。目前我国的状况，有点像90年代后期的国际社会，由于任凭各种极端环保组织和某些媒体记者妖魔化水电大坝的宣传和活动，社会舆论已经被严重误导，对水电大坝的误解已经影响到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决策的领导。
特别是在2009年6月国家环保部居然以未批先建为理由，叫停了正常建设中的金沙江中游的水电站之后，国内妖魔化水电的风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由于水电被严重的妖魔化，整个“十一五”期间的水电开发任务受到严重干扰。水电发展的受阻，必然要加速火电的建设。以至于我国的能源结构被严重恶化。在煤炭消耗快速增加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我国在社会经济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温室气体的排放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气候大会上，我国第一次遭遇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批评。这与当年国际社会的水电发展受阻，将直接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一样，我国的水电受阻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同样也是能源供应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为此，我国政府也向全世界作出了到2020年提高能源效率和把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15%的庄严承诺。此时此刻，我觉得中国水电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刻，曾抑制不住焦急的心情给总理写过一封信。令我没想到的是，也是在这种国家发展的危机关头，潘院士也与我不约而同给中央写了封信，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于是才有了2010年中宣部和国家能源局共同组织水电正面宣传的活动。以及随后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积极发展水电”的重大的国策调整。
此后，为了能加强水电的正面宣传，澄清社会上各种妖魔化水电的误导宣传，潘院士曾经表示：希望我能把他以前的《千秋功罪话水坝》补充一些现实的内容，再版发行。尽管从我本意来说，我非常愿意做好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我认为我国当前的水电斗争形势，似乎还容不得我们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总结。目前，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揭露极端环保组织和伪专家们所编造的各种谣言。我们澄清某些政府官员误解水电的错误表态的任务，也还十分繁重。因此，至今我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去完成潘院士给我们提出来的，续写一部新的《千秋功罪话水坝》的任务。
听到潘院士辞世的消息以后，我感到十分的愧疚，没想到这么快，潘院士的这一心愿，已经变成了他的遗愿。今天在追忆和纪念潘家铮院士的同时，我也把潘院士当年的这一愿望诚恳告诉大家。希望我们一起，用揭露各种伪环保反水坝、反水电谎言的实际行动，续写一部新的《千秋功罪话水坝》，为我国水电的发展建设，营造一个公平的舆论环境。以便早日让我国的水能资源都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告慰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潘家铮院士！
2012年7月13日，正当三峡水电站的32台机组开始全部运转发电的时刻，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潘家铮院士平静的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传奇的水电人生。不知道潘家铮院士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否就是为了中国的水电的兴旺发达？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解决了中国水电众多难题的技术权威，潘家铮对中国水电的贡献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中国水电的今天，离不开潘家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水电成就了潘家铮院士辉煌的一生。因此，似乎潘家铮也非要等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的全部机组投入发电的那一刻，才肯放心的离开我们，走向另一个世界。
潘家铮院士1927年生于浙江绍兴。据潘院士介绍，他从小就痴迷于文学，但是，父母出于生计的考虑让他报考了一个容易找到工作的土木工程专业。1950年潘家铮在浙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时候，正好是新中国水电建设最需要人的时期。潘院士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工作。此后，潘院士从最基层的水电设计工作做起，再也没有离开过水电，直到成为中国水电界的最高权威和技术负责人。
作为一名水电工作者，不可能不认识潘家铮。我是在1990年潘家铮任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期间开始接触到潘院士的。那时候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来到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下简称：水电学会）负责开拓国际学术交流。开始的时候，我接触潘院士的机会，不过就是在一起暂短的开会或者找他审批一些文件。我与潘院士的第一次密切接触是从1991年陪同潘家铮院士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大坝会议开始。
一、陪潘院士一起参加国际大坝会议
90年代初期，潘家铮院士担任能源部的水电总工程师，同时还兼任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即：中国大坝委员会）的主席。当时的中国大坝委员会，是挂靠在我们水电学会和中国水利学会之下的一个二级学术机构。1988年水利和电力分家之后，由于大型水电被明确的划归能源部管理。而且我国较大型的大坝几乎都是与大型水电站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时的大坝问题，就被名正言顺的划归能源部管理。水、电分家之后，中国水利学会已经挂靠水利部，只有我们水电学会挂靠在能源部。因此，尽管当时的中国大坝委员会同属两个学会，但主要还是接受水电学会的领导。
1991年6月14日国际大坝委员会的第59次执委会和第十七次大会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联合国会议大厦）召开。经能源部批准参会的中国大坝委员会的代表团有四人组成。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潘家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陈望祥、能源部水电开发司总工程师张津生和在水电学会负责国际交流工作的我。那时候，潘家铮院士虽然是能源部的总工程师，但是还没有资格配备专职秘书，只是由水电开发司的陈东平同志兼任。在加上当时对出国名额控制较严格，一般领导的专职秘书都不大可能陪同出国。因此，尽管潘家铮院士已经是64岁的老人，但还是不可能带秘书出国。在同行的四个人当中，另外两二个人也都已经是50多岁的老同志，因此，我这个团组中唯一的年轻人，似乎也就不得不担负起潘家铮业余秘书的工作。
我们团组中一起出国的另外两位专家也应该算是在水电和电力部门赫赫有名的。当时任中电联秘书长的陈望祥，解放前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与前总理朱镕基不仅是同学，而且还是地下革命的同志。由于他同朱镕基总理一样喜欢仗义执言，在反右期间，也曾被打成了右派。恢复工作后，曾担任水利电力部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水利、电力分家之后，到能源部下属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当秘书长。陈望祥同志的敢于直言，在电力系统是非常有名的。他是为数不多的敢把一些电力系统的内幕，毫无顾忌的捅出去的人。
另一位时任水电开发司总工的张津生，也算是水电领域的一个名人。他不仅长期工作在工程第一线，而且还非常善于总结和发表各种学术论文。经常在国内外的各种刊物和会议上发表文章。由于其出色的水电专业知识和社会活动能力。张津生后来成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总公司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大坝委员会的副主席。再后来，通过竞选，张津生还担任过国际大坝委员会的副主席。作为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的潘家铮的学术水平，是在国际大坝委员会上得到公认的。那一年，本来潘院士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担任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但是，潘院士认为自己的英语不够流畅，不能胜任国际副主席的工作，坚持让既懂英语，又会法语的张津生代表中国出任副主席。不过，此后潘家铮院士还是以他对水利水电科学技术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国际大坝委员会颁发的终生荣誉奖。
在那次会议上，有个场面令我们大开眼界，在联合国的会议大厅外面，反水坝的团体组织了一些人，搭建了不少帐篷并且住在那里。每天当有开会代表来到会场时，他们都会摆出反对建水坝和让河流自由流淌的标语牌。这些人的抗议行为，不仅平静，而且还非常文雅。经我们与其中的一些示威者私下交谈之后才得知，他们大部分都是反坝组织专门花钱雇用来的学生。他们的目的不是真要抗议建坝，而不过是想挣点钱。这种情况到和我们今天国内众多的环保组织非常相似。它们并不大了解水电大坝，他们反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得到资助和名、利。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从来也不爱照相的潘院士，连忙让我给他和这些反坝示威者一起拍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也曾被潘院士用于他的《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中。
在那段与潘院士亲密接触的日子里，潘院士超强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看到我的谈吐和性格与当过右派的陈望祥秘书长非常相似，潘院士曾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学力学的，知道力学上有个最小势能原理。你把自己的位置放的越低，你就越稳定，你遭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小。潘院士说：其实，社会、人生也是一样，适用于最小势能原理。短短的几句话，却让人感到非同一般的人生哲理。同时也让我对潘院士善意提醒而心存感激。我知道，潘院士不是一个无原则的人，这件事，一方面让我体会到潘院士在饱经磨难之后把自己的人生体会告诉给我，表达的是对年轻的人爱护。另一方面也让我领悟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大道相通。一般的设计人员，工作多年以后往往就只记住了常用的公式，很少有人还能关注科学原理。而年逾花甲的潘院士，不仅能够熟记住各种科学原理，能够把这些科学原理灵活的运用到设计工作中去，而且，还能灵活的发挥和运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见，科学原理、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已经深入到了潘家铮院士的灵魂，完全融会贯通在潘院士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这也许就是在同时代的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当中，潘家铮院士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我觉得，潘家铮院士的成功，也应该算是科学的成功。
那次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潘院士又带着我们团组一起去法国参观了正在施工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因为，他们开拓海底隧道使用的掘进机，或许能有助于我国锦屏二级水电站的开发和建设。
二、科学素养决定了院士对伪科学的批判态度
最近几年以来，社会上对伪科学、伪环保的看法，似乎已经产生了分歧。科学界也已经有人公开的呼吁要取消《科普法》中反对伪科学的提法。作为以“最小势能原理”为处事原则的潘家铮院士，自己也很长时间不再提及“伪科学”之类的名词。的确，现在再提反对伪科学、伪环保，确实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面对社会环境的这些变化，很多人从保护潘院士的声誉出发，也不再提及潘院士明确的反对伪科学的那段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客观的看，反对伪科学、伪环保，不能不说是潘家铮院士对社会进步最重要贡献之一。
2003年编辑出版的潘家铮院士文选中，第二大章节的题目就是“反对封建迷信、伪科学”。里面收录的“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反对为科学的斗争任重道远”、“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应该列为国策”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等十余篇潘总自己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很那么铿锵有力、至情至理。里面居然找不到一句话，会因为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显得一丝不妥、或者过时的。这里面的每一篇文章，细读起来都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我个人认为，尽管当前伪科学、伪环保已经在社会上变得有点时髦，潘院士自己也不愿意再去趟这种浑水，但是，潘院士的坚持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迷信的理念，即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任何错误。
潘院士反击伪科学的精彩文章，之所以不会随着社会的潮流变化而褪色，是因为潘院士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宣传科学精神、提倡科学理念和普及科学知识所写的。这些以丰富的科学知识为底蕴的文章、论述，怎么可能会过时呢？
例如，潘总在《关于“永动机”致某同学》的公开信中曾说到过“谁都知道，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代数方程都能得出一处等形式表达的解，但是五次以上的方程就不行。这是前人经过严格论证得出的结论。如果你对代数没有深入的研究，不了解一些数学大师（如高斯、拉格朗日）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阅读伽罗华发表的开创性的论文，不知道数学中有‘群论’这类理论及其应用，只是简单的怀疑：‘为什么五次方程就不能求得形式解？’‘为什么要听前人的话？’坚持抱定‘我就是要找出五次方程的解’的态度，而固执的走下去，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很多文章都报道说潘家铮院士是会写科幻小说的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潘院士撰写出大量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底蕴，恰恰来自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强烈的希望普及科学知识的意愿。在潘院士的很多的科幻小说中，都赋有深刻哲理或者是科学知识。科幻小说是潘院士崇尚科学精神和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学术权威”
在中国一旦成名之后靠着已经取得的名誉、地位混日子的人很多。然而，知识是无止境的，没有实事求是、谦虚好学的态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和专家权威。我觉得潘家铮院士在虚心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
我上研究生期间的论文题目是《压力钢管的结构的可靠度分析》，可靠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新颖，而且也非常时髦的课题。记得当时，为了推广工程结构的可靠度设计方法，水利电力部还成立了专门的推广领导小组。由于可靠度的分析，需要有大量的数理统计数据，所以，我记得上研究生期间，去拜访过一位该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泼了一大盆冷水。我发现，该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居然有很多概念自己都搞不清楚，而且还要故意掩盖，摆出一副权威的样子夸夸其谈。有这样的领导小组，我断定我国的可靠度设计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什么起色。
果不其然，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毕业工作几十年了，而我国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的目标还是没能实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因为缺乏像潘家铮这样的是实事求是、虚心好学专家，担任可靠度设计的领导工作。记得我毕业后曾经把毕业论文中的一些内容整理出来，交给某专业期刊发表。因为迟迟得不到专业期刊的准确回信，我不得不去询问，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结论？期刊的同志告诉我说，因为我所探讨的内容比较前沿，他们本来是交给水电界的权威潘家铮审稿的。但是，潘总回信说这个问题比较前沿，理论性较强，他这方研究的不多，也不大懂，不能进行评价。他建议可以交给对可靠度工程设计研究较多的河海大学的吴世伟教授审查。
吴世伟当时是我国水利水电领域工程结构可靠度研究的权威，不过，他后来在一次空难事故中不幸罹难，英年早逝。我的论文经过吴世伟教授的评审之后顺利发表了，但是，作为水电行业权威的潘家铮院士，居然大胆承认自己在某方面不大懂的举动，确实令人佩服。我想如果当年的那些可靠度领导小组的专家们，也能像潘总一样的承认自己还不懂，把工作交给懂行的专家去做的话，恐怕也不会让我国的可靠度工程设计出现几十年停滞不前的后果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潘总的谦虚并不仅仅停留在实事求是的“不知为不知”的基础上。后来我在一次会上，听到潘总与中科院的陈祖煜院士讨论过可靠度设计的问题，我才发现潘总已经对工程结构的可靠度设计有了非常深入、透彻的了解。也就是说，正是潘总从来不会不懂装懂的科学态度，决定了潘院士总能不断的虚心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从而成为水利水电行业内当之无愧的真正权威。这与现在某些依靠“官本位”得到了某种名号之后，既不肯学习，还要不懂装懂，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所谓专家权威们，形成了巨大反差。我觉得令人庆幸的是，正是因为我们行业里有了潘家铮这样真正的科学家，担任了三峡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才能使我们的三峡建设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四、水电发展得益于殊途同归的水电“大家”
众所周知，在一场战役中，既需要有运筹帷幄的军师，也需要有敢打猛冲的战将。在我们水电建设的战场上也是一样。前面我曾提到过，潘院士告诫我，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需要应用最小势能原理。谦虚谨慎，放低身段，尽量的少得罪人。不过，同样是我们水电的老前辈，李锐老部长也经常教导我们，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李锐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到。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党员，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正确观点，恐怕我们党就不会遭遇到那么多的挫折和失误。
以前，我总觉得我们行业内的李锐、黄万里这样为了真理，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言的人最值得学习和敬佩。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一个人要修炼到潘家铮院士那样做人的高度，往往更难。人们都说，潘家铮是水利部老部长钱正英一手提拔起来的，对钱正英部长的话绝对是言听计从。但是，有一次我亲自参加的关于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审查会，钱正英老部长在自己的发言中已经表态不赞同建设虎跳峡。然而，随后的潘院士还是委婉的，同时也是坚定表达了应该尽快开发虎跳峡的科学意见。那时候，我才真正发现，不管是对什么人，在原则问题上，潘院士绝不是随风草，而是既能坚持原则，又能照顾到各方面关系和感受的协调高手。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般的人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修炼到潘家铮那样的水平。我觉得潘院士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特殊人才。李锐、黄万里和潘家铮等水电大家虽然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才。都有不惜牺牲自己，全身心的投身水利水电事业的高尚情怀。但是，由于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历史和环境不同，造就出了完全不同的处事方法和人格特征。李锐是劳苦功高的老革命，黄万里不仅是留洋归来的时代轿子，而且还贵为国务副总理的公子。即使他们曾经被打成过右派，但是，在他们的骨子里也不乏总有一股傲气，让他们表达自己才智和情怀的方式仍然是激情奔放、直言不讳。而潘院士虽然也是才华横溢，但当初只不过是一出身不好的普通知识分子。在过去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必须要寻找出到能够表达自己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怀的特殊方式。
今天的社会开放程度，早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社会扭曲，个人才智受到压抑的环境。有本事的人才，如果受到压抑总可以转行，找到能让自己发挥的新领域。所以，可能也就再也造就不出像潘家铮那样的特殊人才了。因此，尽管在20多年前，潘院士就给我传授过，他为人处事的成功“秘诀”，但是，由于没有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至今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似乎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倾向模仿黄万里那样的耿直、直言不讳的性格。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潘院士的那种超人的睿智水平。
潘家铮的睿智，绝不是一般的水平。例如，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潘家铮院士的“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三峡反对派”的名言。也就是潘院士这样一个充满睿智的解释，让李锐老部长和一大批曾经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同志，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也认同了潘家铮院士是钟情水电，但又和而不同的真君子。
关于三峡问题的争论，在我们水利水电行业内部来说，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如何才能更好更快的开发水电的争论。支持上三峡的和反对上三峡的双方，其实都是为了要让中国的水电更好、更快的被开发利用。由于水电这种可再生能源的特殊性质，开发利用则无穷无尽。反之，不开发不利用，不仅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可保存。因此，水电资源每晚开发一天都是巨大的浪费。
与其他行业不同，深知水电这一特性的专业人员，不仅要敬业，而且几乎都把尽快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当成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整个人类和子孙后代的一份责任。建设三峡的争论，虽然有一些关于技术水平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当时我国的投资体制。当时国家有限的水利水电投资，一旦被用于建设三峡就会严重影响其它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而三峡工程的单位千瓦造价和建设周期，要比其它大中型水电高出不少，所以，从全国考虑，先建三峡肯定不利于我们更早、更多的开发利用水电资源。
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各个具体水电单位的任务是否能饱满的因素。根据三峡所处的位置，长江委设计院和葛洲坝工程局都将是三峡工程建设的直接受益人，所以，他们都鼎力支持三峡上马。但是全国其它所有的水电工程，都可能会由于三峡工程的上马而受到影响。所以，从保饭碗的角度来说，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水电工作者也都是反对三峡上马的。那时，为了确保三峡的上马，也有官员强调三峡工程的投资，绝不会占用其它水电基本建设的投资，属于“篮子外”的工程。但是，绝大多数水电人都不相信，三峡的投资真能在“篮子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全国广大水电工作者的判断是没错的。三峡上马之后，我国其它的水电项目投资，确实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原来已经准备好上马，并且已经得到了世界银行贷款承诺的广西龙滩工程，搁置到了下一个世纪。据记载，在1996年全国的水电开工，还首次实现了“零的突破”。
我国的三峡工程之所以争议会这么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时的体制下，全国的水电工作者都来想方设法的给三峡挑毛病。由内行人提出的质疑，当然都是有些道理的。这些道理深刻的影响了整个社会，于是就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激烈争论。我当时站在有利于国家水电尽快开发的专业角度，也是反对三峡上马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发现政治家们要比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更高明些。如果当年我们不开工建设三峡，到了今天（由于极端环保的影响）就基本不可能再建了。与国家的水电开发速度减慢了一些相比，我觉得不建设三峡对中华民族的损失，肯定更大。
今天看来，潘家铮院士不仅是水电专业人士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超越专业眼光的局限，鼎力支持三峡工程建设的，而且，还能充分肯定广大水电专业人员给三峡挑毛病所做出的贡献，并成功的化解了水电从业者之间矛盾的功臣。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在行业中获得如此高度一致的认可。在我们行业内，能有潘院士这样的水电“大家”，与李锐、黄万里这样才华出众的水电前辈相得益彰，真是我们的幸运。
五、潘家铮院士魂系水电，情满江河的人生
关于潘家铮院士的水电情怀，在潘院士还在世的时候，就曾有很多媒体报道过：潘家铮曾改写陆游的诗并当众宣读：“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西电未输东，金沙宝藏开工日，公祭无忘告逝翁。”后来，我国的金沙江、雅砻江都已经开工建设了。有人向潘院士提起这首诗。潘院士随口答道，那就把“金沙宝藏”改成“雅鲁藏布”吧！显然，潘院士心里装着祖国的每一条江河，他希望能即便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后，也有人向他报告水电资源得到开发的喜讯。
还有媒体报道过，1964年，潘家铮参与三线建设，参加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设计。一个带路的牧羊男孩问他为什么会来这里，他兴冲冲地说：我们是来修大电站的，等明年下游的炮声一响，你就来当工人吧！男孩听了很激动。谁知这一等就是40年，这让潘家铮院士的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当地的群众，直到锦屏电站上马后潘家铮才道出埋藏在心里的话：“条件这么好的工程不能上马，我死不瞑目！”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作为水电同行，我似乎最能理解潘院士的心情。2005年为了揭露极端环保组织造谣污蔑怒江水电开发的谣言，我们水电学会曾组织过一次怒江考察。我非常有幸的与陆佑楣、何祚庥院士等人一起参加了那次考察。仔细的了解了怒江的实际情况之后，院士们以及方舟子和司马南等善于揭假打假的社会学者向社会澄清一系列污蔑怒江水电开发的谣言。事后，很多人感谢我们揭穿了谣言，还给了怒江人民一个公道。但是，作为水电工作者的我，却深深的感到愧疚。怒江的水电资源，仅发电一项就相当于每年5000万吨的原煤。开发之后，不仅能很好的保护怒江生态，而且还能相当于让怒江州50多万群众每人每年都给人类供应近百吨的清洁能源。其每个人作用完全超过我国专业的采矿工人。然而，由于我们水电工作者的失职，解放50多年以来，怒江深山中的民众还是那么样的贫困。直到今天，我们不仅让怒江的很多民众，捧着金碗要饭吃，而且还让我们的国家大量的消耗着本可以留给我们后代的煤炭，同时也因为我们的排放增长过快，而不断的遭受着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而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源于我们水电工作者在揭露谣言和舆论宣传方面的失败和无能。
潘院士本来也想参加那次怒江考察，因为有其他事情冲突没能如愿。尽管后来潘院士也表示过还希望有机会要去考察怒江，但直到他辞世，最终也一直未能成行。人们都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潘院士的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但我觉得，完全不是。潘院士对祖国江河的感情，绝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就在潘院士离世的前一年，80多岁高龄且已经身患绝症的他，还是饶有兴致的考察了西藏的雅鲁藏布江。显然，高海拔的雅鲁藏布江都能去，说明考察怒江潘院士身体也应该不成问题。更何况潘总也曾经亲自表达过这一愿望。而且，据我了解，祖国江河中，潘总唯一没有亲自考察过的只有怒江了。不过，根据我自己的心情，我又隐约的感觉到，潘院士似乎又不大敢去考察怒江。试想，一旦去考察了，就不能不说话，然而，讲话表态之后，若怒江水电仍然迟迟得不到开发，潘院士难免又会有当年愧对雅砻江百姓的心结。同时又会加剧“条件这么好的工程不能上马，我死不瞑目！”的终生遗憾。
六、潘家铮院士对水电被妖魔化的苦闷与无奈
我对潘院士始终没能考察怒江，留下了终生遗憾的猜想，也许很多人都难以理解。在外人眼睛里，曾任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潘家铮，应该是一言九鼎的说话算数。但是，在与潘院士的言谈话语中我却能感觉到，他对水电被社会舆论严重妖魔化的苦闷和无奈。他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即使是关于某些科技问题，他的话语权，经常还不如一个小报的记者。前不久水电工程报记者韩磊的文章中曾透露“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只有短短的二三千字。让人诧异的是，此文连投多家报、刊，竟然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2002年3月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竟然引起轰动。后来，以敢言著称的《炎黄春秋》在2002年第11期发表了此文，给了先生些许安慰。”
近年来，面对社会上妖魔化水电的误解和谣言，潘总的苦闷与无奈常常是眼看着谣言传播，自己的科学意见却得不到表达的机会。很多记者朋友听了我说这些之后，都感到不解。很多人都表示说，潘总如果有话要说，你让我们去采访，我们一定会让科学的声音发出来。但是，实际上潘总却很少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潘总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而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常常要冒很大的风险。
每次接受采访之后，你很难预料记者的发稿会是什么样子？陆佑楣院士有一次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但发出来的内容却与陆院士的意思完全相反。后来，在陆院士的抗议下，该报后来又重发了一篇稿。2010年夏天社会各界对三峡大坝的气候影响及防洪、抗旱功能多有疑问，为此，中科院的《科学新闻》杂志特地组织了一场专家和媒体记者的研讨会，清华大学的王光谦院士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疑问，全面介绍了三峡工程的重要作用之后，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的三峡之所以防洪、抗旱的作用有限，正是由于我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不足。与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水库蓄水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后需要建设更多“三峡”，才能解决我国防洪和抗旱的难题。当然，王光谦院士也没忘客观的阐述了一些三峡和任何水库大坝建设所必然带来的某些生态环境问题。但是，此后，王光谦院士的这一番讲话，却被《南方日报》的记者，精炼的表述为“王光谦院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陈‘三峡四弊’”。
很多记者都曾抱怨说“你们水电行业的专家，几乎都不敢出来讲话”，以至于水电常常被社会公众误解。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有了陆院士、王院士这样的经历，谁还敢轻易的接受媒体的采访？潘院士当然也不例外，因为，他说的话一旦被歪曲报道的社会危害性肯定更大。所以，不敢见记者，害怕被黑心的记者算计，在我们行业内是普遍的。不过，据我了解，尽管潘院士几乎拒绝所有记者的采访要求，但还是非常愿意能把科学的声音传达出的。因此，凡是由国家宣传部门正规组织的新闻采访，潘院士从不推辞。例如，他曾经在国务院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驳斥污蔑三峡的谣言，直陈妖魔化水电的社会危害。
我是水电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敢于接受媒体采访专业人员。因为，我特别注意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绝不能与和同行们讨论问题一样的不设防。切记不要为了表现自己的客观和公正，而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记者断章取义的机会。为此，我宁愿接受外界对我“观点偏激”的评价。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接受采访和发表出来的文章、报道也比别人多一些。然而，如果我不说，可能大家谁都想不到，最理解和支持我反击伪环保的，竟是温文尔雅的潘家铮院士。尽管，有时潘院士也会提醒我，写文章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伤及无辜、避免树敌过多。但是，我感觉对我支持最多、鼓励最大，以及常常能够与我产生强烈共鸣的恰恰是潘家铮院士。
七、潘院士鼎力支持揭露伪科学、伪环保
看到我写的揭露一位自称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的关于三峡水力坡度的文章，潘院士曾打电话问我，那是个什么样水利专家，怎么连水库的库容计算都不懂呢？我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水利专家，只不过是个专门炒作三峡的造谣专家。他以前还以知情人的身份说过“水电部坚持要上三峡是为了自己获得投资，能上项目”，其实，三峡的建设投资与水利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我们现在急着要上金沙江上的虎跳峡等工程，是为了要给三峡工程擦屁股。但我们水电人都知道，我们当初关于三峡的争论，最核心的矛盾就是先上三峡，还是先干上游的金沙江？现在，三峡建成了，我们开始转战金沙江了，我们当年反对三峡的水电工作者的愿望开始实现了，怎么就突然变成给三峡工程擦屁股了呢？
都说德国人最讲诚信，但是，我发现德国的某些媒体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德国人应有的品格。这个多次造谣污蔑三峡，而且已经屡屡被事实揭穿的伪专家王维洛，至今还是某些德国媒体反三峡以及反华宣传的“常客”。国内的很多媒体记者，也更愿意相信那些说三峡有问题的伪专家。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不仅我曾经多次写文章揭露王维洛的所谓“三峡的水库计算有严重错误，实际水力坡度将达到42米的谎言，淹没移民的人数至少要250万”的谎言。而且，记得在三峡初期蓄水前，潘家铮院士也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专门解释过这一问题。但是，科学的声音却一直十分微弱。直到三峡真正蓄水到175米之前，媒体和社会舆论却对三峡的水力坡度是否计算正确，仍然存在着怀疑。特别是在三峡工程一期蓄水之后，一些造谣者和媒体，还曾经以长江沿岸河道的某些天然水位为数据，论证说事实已经证明的三峡的水力坡度绝不可能是2、3米，而是40多米。直到2010年秋季三峡工程真正蓄水到175米之后，实测到的重庆寸滩的水位确实只有176米左右（说明当时的三峡水力坡度只有1米），污蔑三峡水力坡度计算错误的谣言才真正平息下去。而在此之前，潘院士也和我一样，尽管对社会上盛行的谣言，极力加以解释，但仍然是无可奈何。有谁能想到？在国内外的某些媒体帮助下，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意见，竟然还不如一些冒牌的伪专家。
记得我还有一篇驳斥四川地质局旅游地质勘测队总工程师范晓，关于污蔑三峡的泥沙淤积和加剧地质灾害的文章，也得到过潘院士的高度肯定。其中，我根据科学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提出的关于“水电开发有助于地质减灾”的新说法，很多水电同行都不敢苟同，但潘院士却鼎力支持。
我曾根据加拿大地质学者嵇少丞总结的，地震具有“强岩强震，弱岩弱震，软岩不震”的特点，提出水库触发地震本质是水库的蓄水导致的渗流，降低了抗拒的真变形的板块之间的摩擦力。从而有让“强岩变弱，弱岩变软”的作用。因此，断言水库触发地震可以提前释放地震的能量，有助于减少地震所造成的灾害。关于这一种观点，虽然我在陪同陈厚群院士去中科院地质所与某地震院士讨论水库触发地震问题的时候，当面提出来过。尽管，当时就有中科院地质所的同志补充说，国外在上个世纪70年代，确实也有过利用高压注水释放地震能量的尝试。但是，地震学者们似乎始终不肯重复我的这一说法。然而，我发现潘院士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表述了几乎同样观点。当然，这也许是潘院士在支持我多次表达过的观点看法，也许是我与潘院士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经常感到，我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提法，常常都能得到潘院士的支持和共鸣。
不仅如此，潘院士对我揭露伪科学、伪环保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几年前，中国工程院组织撰写一部关于《能源》的科普图书，潘院士坚决的推荐我来撰写水电部分，以便在能源科普中消除伪环保的不良影响。在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中，潘院士也经常极力的推荐让我参与其中，以便能表达出揭露伪科学、伪环保的正确观点。除此之外，我在揭露伪环保谣言的文章和论述中，一些创新性的提法，往往也总能得到潘院士的支持和肯定。
八、潘院士的心愿：续写《千秋功罪话水坝》
我感觉中国今天的社会就如同1991年我和潘院士在维也纳联合国会议大厅看到的情况一样。那时反水坝的伪环保组织利用奥地利的民主，雇佣了大批的学生进行反对大坝建设的示威。当时的大坝建设者们，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但是，没想到久而久之，他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真的影响了整个世界。先是世界银行给了反水坝组织“世界水坝委员会”一笔钱，调查世界上的一些典型大坝。而“世界水坝委员会”则利用这一机会，合法的制造了大量的言过其实的水坝“罪行”的谎言。这些谣言曾经一度影响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最后导致在1996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因为要反对建大坝，决定把大水电排除在可再生能源的范围之外。世界银行也一度停止了大型水电和大坝的建设投资。
后来，经过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水电协会和国际灌排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共同澄清，以及我国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联合国才逐步认清事实和真相，并在2002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上，重申了大型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地位。此后，世界银行也很快的恢复了对大型水电的投资和支持态度。
我国当前的现状，非常像当年的维也纳会场。由国外资金资助的大批环保组织在我国的表现和作用与当年的雇佣天真的学生参加的反坝示威，极为相似。当年，由于国际社会任凭这些制造谣言的示威活动，从不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以至于造成了全世界一度对水电的重大误解。经过补救，现在虽然国际社会主流已经意识到水电和大坝的重要性，但是，要彻底消除人们对水电大坝的污蔑和偏见，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于国际社会明显有一个滞后期。目前我国的状况，有点像90年代后期的国际社会，由于任凭各种极端环保组织和某些媒体记者妖魔化水电大坝的宣传和活动，社会舆论已经被严重误导，对水电大坝的误解已经影响到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决策的领导。
特别是在2009年6月国家环保部居然以未批先建为理由，叫停了正常建设中的金沙江中游的水电站之后，国内妖魔化水电的风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由于水电被严重的妖魔化，整个“十一五”期间的水电开发任务受到严重干扰。水电发展的受阻，必然要加速火电的建设。以至于我国的能源结构被严重恶化。在煤炭消耗快速增加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我国在社会经济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的情况下，温室气体的排放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不光彩的世界第一。
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气候大会上，我国第一次遭遇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批评。这与当年国际社会的水电发展受阻，将直接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一样，我国的水电受阻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同样也是能源供应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为此，我国政府也向全世界作出了到2020年提高能源效率和把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15%的庄严承诺。此时此刻，我觉得中国水电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刻，曾抑制不住焦急的心情给总理写过一封信。令我没想到的是，也是在这种国家发展的危机关头，潘院士也与我不约而同给中央写了封信，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于是才有了2010年中宣部和国家能源局共同组织水电正面宣传的活动。以及随后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积极发展水电”的重大的国策调整。
此后，为了能加强水电的正面宣传，澄清社会上各种妖魔化水电的误导宣传，潘院士曾经表示：希望我能把他以前的《千秋功罪话水坝》补充一些现实的内容，再版发行。尽管从我本意来说，我非常愿意做好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非常遗憾。由于我认为我国当前的水电斗争形势，似乎还容不得我们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总结。目前，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揭露极端环保组织和伪专家们所编造的各种谣言。我们澄清某些政府官员误解水电的错误表态的任务，也还十分繁重。因此，至今我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去完成潘院士给我们提出来的，续写一部新的《千秋功罪话水坝》的任务。
听到潘院士辞世的消息以后，我感到十分的愧疚，没想到这么快，潘院士的这一心愿，已经变成了他的遗愿。今天在追忆和纪念潘家铮院士的同时，我也把潘院士当年的这一愿望诚恳告诉大家。希望我们一起，用揭露各种伪环保反水坝、反水电谎言的实际行动，续写一部新的《千秋功罪话水坝》，为我国水电的发展建设，营造一个公平的舆论环境。以便早日让我国的水能资源都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告慰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潘家铮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