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德班会议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2011/12/12 8:31:19 新闻来源：中国能源报
□杨富强 《 中国能源报 》（ 2011年12月05日 第 01 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示最基本的条件时经常用“至少”、“最低”、“起码”等词语。如果不能满足这样“定语”条件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失所望，铩羽而归。德班会议成功的最低条件是什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资金承诺”是德班会议是否有成效的基本条件，也是成功的标志。在巴厘路线图通过后，这两个关键议题就被反反复复地强调，翻来覆去地谈判，成了关心气候变化谈判的人们耳闻目详的话题。这也是经过多年谈判，仍达不成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条约的绊脚石。如果德班会议在这两个问题上能有突破，2012－2013年就很有可能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公约。
在坎昆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曾经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放出口风，不做承诺，借以试探各缔约方的态度和反应。见时机尚不成熟，方才打消念头。今年谈判过程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头条新闻和热门话题。日本受到福岛大地震和海啸冲击后，经济更陷低迷，加上政府的更选，日本同加拿大、俄罗斯共同提出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使京都议定书的谈判陷入混乱和停顿之中。在巴拿马的谈判会议上，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全面停摆，进入”休克”状态。
加拿大媒体报道，胡波政府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将会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对否认京都议定书推波助澜；笔者估计日本政府不会退出京都议定书，但可能会坚持不做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承诺；俄罗斯对气候变化原本就不关注，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甚微，甚至有正面效果。俄罗斯退不退出京都议定书没有太大差别，因此俄罗斯仍将待在京都议定书里。受俄罗斯行动的启发和鼓励，原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可能仿效俄罗斯，不做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由此会壮大反对第二承诺期的声势。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自2007年重返京都议定书之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外，澳大利亚和挪威一起提出主要排放国都应受到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作为条件，因此澳大利亚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可能性较小。欧盟和其余的伞形国家同意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提出的条件是，在2015年主要排放大国（暗指美国、中国、印度等排放量大的国家）都要承诺在2020年后做出的承诺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和有强制力的。显然，这种条件对美国是适用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没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会造成很大的法律真空和引起一连串的骨牌效应：没有第二承诺期而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底截止，京都议定书就将成为废纸一张，失去效力。没有第二承诺期，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美国即使要做出可比性的责任也无从说起。如此一来，京都议定书附件1的国家将会纷纷摆脱笼缰，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谈判的双轨制不会变成单轨制，而是无轨制，使联合国气候谈判陷入混乱乃至崩溃。
如何区别对待像欧盟和其它的伞形国家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得以延续，避免造成更大的混乱？如何化解欧盟等国家提出的苛刻的条件？这些都在考验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和灵活应对的能力。如果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得以延续，可以说，德班会议的成功之脚已迈过门槛，取得了可喜成效。
正如我们以前多次强调和指出，资金支持和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惠和礼物，而是对历史排放所造成发展中国家损失的一种补偿，是责无旁贷的。根据许多国际组织的估算，发达国家每年应提供1300亿－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减缓、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开发等领域开展工作。反过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和利用市场机制，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承诺。
在哥本哈根纪要（以前常翻译成哥本哈根协议，往往会产生歧义。用纪要可以明确表达出无法律约束力和无强制力的文本）上载明而又在坎昆会议决议加以确定的三年（2010－2012）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美国提出的将资金与其他谈判议题脱钩的做法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的，并且直接危及气候变化谈判的互信度。针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要求，可以寻找出一种办法，既可做出长期的资金规划，也可满足现存体制年审年检的要求。
近年的金融危机、主权财政危机和经济萧条，对资金支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些都不应成为减少资金支持的借口。考虑到实际情况，对未来两年的资金支持量可做部分调整，待经济好转后再行填补上。在达到这种共识之前，首先要在2013－2020年有逐年大幅度的资金增加，直至达到1000亿美元为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对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进行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审计。
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谈判的成本都是惊人的。希望德班会议能终止这种损失的进一步增加。如果这两条“起码”的条件都达不到的话，期待德班会议产生类似“坎昆决议”的希望就会滑向类似“哥本哈根纪要”的命运。这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作者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示最基本的条件时经常用“至少”、“最低”、“起码”等词语。如果不能满足这样“定语”条件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失所望，铩羽而归。德班会议成功的最低条件是什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资金承诺”是德班会议是否有成效的基本条件，也是成功的标志。在巴厘路线图通过后，这两个关键议题就被反反复复地强调，翻来覆去地谈判，成了关心气候变化谈判的人们耳闻目详的话题。这也是经过多年谈判，仍达不成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条约的绊脚石。如果德班会议在这两个问题上能有突破，2012－2013年就很有可能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公约。
在坎昆会议上，日本代表团曾经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放出口风，不做承诺，借以试探各缔约方的态度和反应。见时机尚不成熟，方才打消念头。今年谈判过程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成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头条新闻和热门话题。日本受到福岛大地震和海啸冲击后，经济更陷低迷，加上政府的更选，日本同加拿大、俄罗斯共同提出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使京都议定书的谈判陷入混乱和停顿之中。在巴拿马的谈判会议上，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全面停摆，进入”休克”状态。
加拿大媒体报道，胡波政府在今年圣诞节之前将会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对否认京都议定书推波助澜；笔者估计日本政府不会退出京都议定书，但可能会坚持不做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承诺；俄罗斯对气候变化原本就不关注，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甚微，甚至有正面效果。俄罗斯退不退出京都议定书没有太大差别，因此俄罗斯仍将待在京都议定书里。受俄罗斯行动的启发和鼓励，原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可能仿效俄罗斯，不做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由此会壮大反对第二承诺期的声势。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人均碳排放最多的国家。自2007年重返京都议定书之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外，澳大利亚和挪威一起提出主要排放国都应受到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作为条件，因此澳大利亚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可能性较小。欧盟和其余的伞形国家同意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提出的条件是，在2015年主要排放大国（暗指美国、中国、印度等排放量大的国家）都要承诺在2020年后做出的承诺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和有强制力的。显然，这种条件对美国是适用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没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会造成很大的法律真空和引起一连串的骨牌效应：没有第二承诺期而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底截止，京都议定书就将成为废纸一张，失去效力。没有第二承诺期，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美国即使要做出可比性的责任也无从说起。如此一来，京都议定书附件1的国家将会纷纷摆脱笼缰，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谈判的双轨制不会变成单轨制，而是无轨制，使联合国气候谈判陷入混乱乃至崩溃。
如何区别对待像欧盟和其它的伞形国家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得以延续，避免造成更大的混乱？如何化解欧盟等国家提出的苛刻的条件？这些都在考验发展中国家是否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和灵活应对的能力。如果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得以延续，可以说，德班会议的成功之脚已迈过门槛，取得了可喜成效。
正如我们以前多次强调和指出，资金支持和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惠和礼物，而是对历史排放所造成发展中国家损失的一种补偿，是责无旁贷的。根据许多国际组织的估算，发达国家每年应提供1300亿－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减缓、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开发等领域开展工作。反过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和利用市场机制，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承诺。
在哥本哈根纪要（以前常翻译成哥本哈根协议，往往会产生歧义。用纪要可以明确表达出无法律约束力和无强制力的文本）上载明而又在坎昆会议决议加以确定的三年（2010－2012）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美国提出的将资金与其他谈判议题脱钩的做法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的，并且直接危及气候变化谈判的互信度。针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要求，可以寻找出一种办法，既可做出长期的资金规划，也可满足现存体制年审年检的要求。
近年的金融危机、主权财政危机和经济萧条，对资金支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些都不应成为减少资金支持的借口。考虑到实际情况，对未来两年的资金支持量可做部分调整，待经济好转后再行填补上。在达到这种共识之前，首先要在2013－2020年有逐年大幅度的资金增加，直至达到1000亿美元为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对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进行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审计。
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谈判的成本都是惊人的。希望德班会议能终止这种损失的进一步增加。如果这两条“起码”的条件都达不到的话，期待德班会议产生类似“坎昆决议”的希望就会滑向类似“哥本哈根纪要”的命运。这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作者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