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博

　　前不久，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预测今冬明春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在4000万千瓦左右。与此同时，五大发电企业也集体“喊冤”，上调电价的呼声再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文章“谁在忽悠电力紧张”，质疑电企的“喊亏”行为并不是真的亏损，而是为了多赚钱。文中举例说，“从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华电国际、国电电力、上海电力等电力上市公司上半年财报来看，五大发电集团根本没有亏损，而是嫌钱赚得不够多。为了“忽悠”加价，“找各种理由推脱”发电，导致电力紧张”。此观点一出，引来一片哗然。

　　很快电力行业组织中电联便在官方网站反驳郎咸平的观点。中电联表示，五大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盈利是因为这些都是优质资产，所以他们的效益情况不能完全反映出五大发电集团的火电业务整体亏损现实。随后，郎咸平于21日晚，再度发微博回应称，自己不但坚决反对电费涨价，甚至认为电费还有下降空间。理由是，中国的电网企业还赚钱。

　　对于这场朗、中大战，我当时就曾撰文说“从上述两轮辩论来看，郎咸平教授虽然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显然是不了解电力行业情况的外行。首先。郎教授居然没有搞清楚电力公司与其旗下上市公司的关系，以为上市公司能盈利，其控股的电力公司也一定也应该盈利。并以此否认煤价大幅度上涨之后，我国发电行业普遍亏损的现实。其次，在中电联指出郎教授的论据使用的错误之后，郎教授不仅不愿意承认，反而以电网公司还盈利的理由，固执己见。前年我国的电网企业也曾经遭受严重的亏损，后来国家通过差别性的调整上网和销售电价，提高了电网的企业的收入，才使得电网企业扭亏为盈。总之，随着煤价的上涨，发电企业严重亏损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目前很多地方的火电厂，已经到了没钱买煤的地步。面对现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各种对电力企业的扶持政策，包括部分的调整电价。以避免发电企业的被迫停产影响到社会和民生。”

　　果不其然，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就正式宣布从12月1日起提高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这也为争论不休的郎、中大战，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从结果来，郎教授的说法似乎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电力企业确实已经到了难以经营的地步，再不提高电价，全国性的缺电局面一定会更加严重。这说明郎教授确实不大了解电力行业的实际情况，所以，难免做出错误的判断。不过，客观的说，不了解电力行业的郎教授所强调的内容，并非就没有道理。中国的电价矛盾，除了中电联强调的煤价过高、流通环节加价等主要问题之外，确实也存在着郎咸平教授所提到的那几个问题。只不过郎教授所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电力企业自己不愿意摆在桌面上的，所以，作为行业协会组织的中电联自然就不能多说了。

　　客观的说，导致本轮电价上涨的因素中，确实有郎教授所说的，管理费用过高和资产折旧过大的问题。电力体制改革前，只有一个国家电力部还是由国家拨款的政府部门。但改革之后变成的七大电力公司。通过几年的发展，它们的规模每个几乎都相当于一个原来的电力部，而且，个个都是完全是要靠电力企业的利润来养活的管理衙门。再加上公司化之后，公司职员的工资收入，早已不再受公务员的标准限制，这样的改革结果，管理费用能不大幅度的增加吗？至于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过高，本质上也是电力体制改革后的过度竞争造成的。因为各大国有电力公司之间的竞争，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他们都是在同一个老板（国家）下的，内部竞争，所以，他们竞争的核心往往不是经营效益，而是能在老板面前增强地位的企业规模。

　　在这场不计成本的规模竞争中，国家的“上大压小”环境政策，也变成了一种恶性竞争的手段。原来一直难以落实的“上大压小”政策，在国有电力企业的规模竞争中变成了香饽饽。为了能扩张规模，很多公司都曾经不计成本的竞相收购中小火电站。收购之后，不管它是什么时候建设的，都一律炸掉当成扩张规模的通行证。这种不计成本的规模扩张，只有在我们这种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中，才有可能出现。据说有些小型机组甚至还没有建成，就直接报废了。这些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最终都要反映在未来的固定资产折旧上。

　　据了解，当初的国有电力企业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恶性竞争的危险性。记得2010年初，某国有电力集团，曾因为其下属电厂建设的100万千瓦的大机组，建成2年之后都未能投产，而决定在2010年放慢火电建设的速度。但是，听说另一个国有电力集团2010年仍然要投产1000万千瓦的火电机组，就立刻改变了计划。为了避免自己公司的装机规模被别人超过，他们不得不在明知道可能加大亏损的情况下，继续加速火电的投资建设。

　　电力装机规模的超常规发展，对电力消费增长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从多发电才能多赚钱的角度看，一旦当电力供应出现了过剩，电力企业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所以，为了鼓励高耗能企业上马，承诺给耗电大户低电价优惠；为了推销电力，让地方政府发文大搞什么“夜景照明”工程等等。类似这样的扩大电力市场的行为多了之后，电力消费的市场虽然打开了，但是，对煤炭资源需求也就必然要快速上升了。

　　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电力行业的规模和市场都可以在竞争中无限的扩大再生产。但是，由于煤炭的资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快速上升，必然要导致价格的快速上涨。电力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的电力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的电力装机才应该达到10亿千瓦。然而，由于电力的市场化改革，我们不仅现在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缺电。这里当然有规划部门对发展趋势预测不准的问题，但是，肯定也有电力市场化改革之后，我国电力企业为了自己做大做强，而超常规发展的因素。

　　对于郎咸平教授提出的电网企业还赚钱的问题，也是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一个难题。如何用市场化的标准划分电网与电源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前年，由于国家压缩了电网企业的利润，导致了电网企业的大面积亏，最后，还得由国家予以巨额的补贴。应该说，相对于煤电矛盾，电网和发电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还不是影响我国电价问题的关键。

　　总之，关于中国电价的郎、中大战，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一个是只强调电价上涨的原因，否认煤价急剧上涨的现实。另一个只强调煤价上涨的结果，而回避某些电价上涨的原因。好在目前国家小幅度的上调电价的决定，基本上中和了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挽救了电力企业不至于因为煤电倒挂而破产，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和民生。同时，又让国有的电力企业，意识到了盲目的恶性竞争扩大规模之后，只能自己吞下酿出苦果。

　　目前我国的电价微调同时抑制煤价的解决方案，恐怕也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接下来煤价的继续上涨和电价的进一步调整，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目前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好的。现在，不仅国有电力企业的火电建设，大都已经回归理性，不再盲目追求扩大规模，而且，有的已经开始低价转让严重亏损的火电厂。只有让这种不再恶性竞争规模的局面持续下去一段时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郎咸平教授所提出来的，管理成本过高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过大的问题。同时，也只有改变了我国的火电规模迅速扩大，煤炭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的不断激化的现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煤电矛盾。

　　根据市场的价值规律，从根本上控制电力和煤炭价格交替上涨的出路，是要彻底解决有限的煤炭资源总是供不应求的根本问题。为此，我们非常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不能否认，目前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正在改革的困惑中迷茫。尽管很多人都觉得改革的现状，还不如以前的电力部。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把市场化的手段，当成了改革目标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只不过目前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电价矛盾激化，已经让我们为了改革而进行的改革，无法继续前行了。很多人强调说，这是我们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的结果。然而，我却觉得，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反思一下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虽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也未必就是万能的。尤其是对于资源行业和我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因为，市场经济利用经济杠杆的“生产力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受到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这些无限的扩大再生产与资源有限性制约的根本性冲突，在一些非资源行业和小国家的发展中，可能不会体现出来。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能源电力行业的市场化过程中，必然会突出的反映出来。这些国情和行业的特点，让我们无法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力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过去，我们曾经根据苏联的经验长期迷信计划经济，今天，我们也同样不应该盲目的迷信某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的成功。

　　如果我们也能以“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科学态度，看待市场经济，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只能作为一种手段，而不能作为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为了市场化而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很难避免要走入歧途。

　　当然，根据资源行业的特殊性，解决我国电力发展资源制约的矛盾，还有尽快的调整能源结构的途径。如果能改变我国社会发展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煤炭）的被动局面，实现依靠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摆脱煤、电价格无限交替上升的怪圈。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当前世界各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途径，几乎都离不开政府主导和干预下的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依靠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发展其可再生能源产业。这也许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最应该注意到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