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与三峡工程兴建一波三折的故事
2011/5/23 8:42:29 新闻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常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变水患为水利。李先念不仅完全赞同，且于1958年春陪同周恩来实地考察了三峡工程坝址和三峡库区。考察结果，形成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600116,股吧)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 》。《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工程本世纪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最后决定。”1969年，水电部和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曾提出修建长江三峡的设想。毛泽东从备战方面考虑指出：“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1970年下半年，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又向周恩来提出修建葛洲坝(600068,股吧)的建议。周恩来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进行了讨论，并派钱正英到葛洲坝察看泥沙淤积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10月30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递交了《关于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而后又和水电部一起起草了《关于长江葛洲坝工程几个技术问题的落实情况》报告，并要求派人来京作详细汇报。12月13日，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总理何时接见，请定。湖北已来三十人，张体学、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等。”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有关成员、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呈毛泽东审批。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特别提到：“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登奎、德生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林一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信中没有说马上动工兴建。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生日这一天指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计划。”
工程必须发电、航运兼顾
1971年元旦，10万人举行了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开工典礼，葛洲坝工地沸腾了。
然而，这样举世瞩目的工程，准备工作很不够，施工盲目性很大，没有经过反复论证的正式完整的设计方案，是在边勘测、边设计的情况下开工的，所以设计方案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而水利专家对设计方案分歧很大，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4月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葛洲坝枢纽布置方案汇报后，李先念、李德生、华国锋发表意见。李先念根据20多年的治水经验，特别指出航运的重要性。他说：“发电、航运必须兼顾。发电比较固定了，航运要发展。不能按目前长航进川量和地方一百三十万吨作为考虑运量的根据。”他不同意“在保证发电的前提下，争取把航运搞好一些”的说法，并严肃指出：“长江可不能搞断了，（搞断了）千万人要骂娘的。大家考虑一下，客观一点，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参与丹江口工程，我讲，要修丹江（水库），必须修船闸，不通航就不要修。”他接着说：“宁肯少发十万千瓦电，也要保证通航。航运解决不了，不能补救，不能搞飞船。”
他积极提倡在设计方案上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究科学，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见，科学嘛，不是成见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辩论一下有好处。”
会后，参加葛洲坝设计方案讨论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电专家集中20多天时间，对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同时又派人到工地发动群众，结合模型试验，反复讨论。最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报告》。6月20日，李先念对该报告作了三点批示：“一、同意德生同志对救船、救木、救鱼的意见。二、根据总理指示，报告暂不批，但工地可依此方案进行工作。”三、把报告印发毛泽东、林彪、军委办事组和业务组同志。6月2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成员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此期间，李先念对解决葛洲坝施工所需设备、工程施工、设备研制等问题都作了批示，让有关部门负责妥善办理。
此次汇报会后，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六部委召开了有340多人参加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议，并将审查情况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李先念十分关注这次会议，每期简报都仔细阅读。看了会议报告后，立即让工作人员送给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室和国家科委，让他们研究会议提出的问题。
1972年，国务院对葛洲坝枢纽工程再次重新审查。4月19日，李先念主持会议，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六部委的负责人一起听取张体学汇报葛洲坝情况。他特别强调必须确保工程质量，不要再重犯错误。而后，国务院又派出由建委、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水电部等有关负责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湖北省一起研究葛洲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11月，周恩来三次主持会议，和李先念等业务组成员一起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断然决定停工整顿，组织科学技术委员会，重新修改设计。李先念说：“葛洲坝问题，总理已于二十一日开会决定工程暂时停止，待设计基本定下来后再开始。这样大的且无经验的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而后，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中说：“十一月初，我们请张体学、林一山和工地的部分同志再次来京，在总理主持下，听了汇报，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
为了加强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决定由林一山、马耀骥、王英先、沈鸿、张体学、袁宝华、钱正英、谢北一、廉荣禄等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主任，负责工程的科研、设计工作。
同时，将上述9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也一并送毛泽东、中共中央。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同意，葛洲坝工程暂时停工。这一重要决定，对以后葛洲坝工程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直到1974年10月，修改设计方案审定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开始复工。
葛洲坝上马，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
粉碎“四人帮”后编制1977年计划时，又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葛洲坝应列为全国重点工程，要保证工程所需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水电部经同国家计委、建委召开19个部委领导同志专题研究后，报请国务院批准，落实了葛洲坝所需用的建设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1978年1月，李先念在副总理谷牧、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的陪同下，冒着寒风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响，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不容易。对此，钱正英回忆道：
李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批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了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出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十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说：“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是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有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李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转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报告”。根据陈云和先念的批示，水电部即派出以副部长陈义庚为首的检查组，去葛洲坝工地进行检查整顿，发动群众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兴，于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坝工程党委并全体职工：“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实在令人高兴。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要求一定要像大庆那样，做到“三老四严”，使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使建设队伍更加硬。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质量，持之以恒，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奠定了基础。
葛洲坝工程建设一直受到李先念的积极支持和关注。他不仅多次指示、批示，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而在1978年初又亲自去现地视察，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对工程的调整、优质建成寄予厚望。后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得知葛洲坝一号机组和船闸试验运行中出现某些问题，便在一次会议上横加批评和指责。这股风吹下去，“一号机要被‘枪毙’，船闸已淤死”的传言满天飞，葛洲坝工程建设能否继续下去都成了问题。国务院派人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发现问题不大，不难解决。1981年10月，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认真考察了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特别是一号机组和泄洪闸的情况。“那天上午八时四十分，李先念同志登上交通一号轮进入三江二号船闸水域。当展现在眼前的宏伟的二、三江建筑群体耸立在碧波荡漾的江面时，李先念同志感慨万千。当他得知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幽默地笑了笑：‘没有犯罪（指机组），只是害了点病。’当他得知二十七孔泄洪水闸经受住七万二千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验时，他对工程局领导说：‘那时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面对滔滔江水和宏伟工程，李先念满怀深情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这个工程算是社会主义工程吧！”
尽管葛洲坝的建设成绩显著，但“冷风”还是不断地吹。李先念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我到葛洲坝去了三次，有一回硬要把我拖去，我又发烧，又拉肚，是硬撑着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办个事难呢！不干的总比干的高明。”
时时关注三峡工程
李先念一直特别关心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经多方研究论证，到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了上马兴建的初步决策。他表示同意兴建，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
自从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后，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科研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但因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对是否要建三峡工程及何时兴建，意见分歧很大，难以统一。1978年1月，李先念和谷牧视察葛洲坝工程，在谈到三峡工程时，李先念提出要研究“高坝中用”方案。1979年4月，他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长办”的汇报，决定召开选坝会议。选坝座谈会在武昌召开，有200名多专家参加，争论很大。6月22日，李先念在给钱正英、刘澜波、王林、林一山的批语中说：“关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多年来，水电部和长办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国务院又听了一次汇报，这次汇报仅仅是研究讨论，也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始，决不是决定马上上马。我是倾向于这个工程的。但这个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广，建设技术很复杂。如若动工兴建，还要继续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提出比较好的方案，经财经委员会研究讨论，提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这项工程在国外水电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认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运、养殖、淤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特高压输电设备、1.2万吨重量的升船机等。这些科研项目，可否限定时间，比如到一九八一年有个眉目或有肯定意见。如果到时拿不出成果来，土建工程急于上马，势必会拖延工期和造成很大浪费。”他还指出：“现在全国就有不少人在议论这项建设，外国人也可能参与这个讨论，广泛的议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要注意这些议论，多听取不同意见好。还有对移民和施工准备工作，也要认真研究，搞出具体方案。请各有关方面对这些工作抓紧进行，为三峡工程兴建创造条件。”此后，李先念曾多次表明他的态度：三峡工程一定要上马，但是要选择好时机，当国力条件允许的时候就快上，如果国力条件不允许，那就创造条件再上。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三峡工程的兴建提上了日程。1983年3月，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正常高水位拟定在150米，坝高165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决定三峡工程上马。
李先念为此找钱正英详谈，听取意见。过后，他又看了一些关于兴建三峡水电工程建设和意见的材料。这些建议和意见，都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主张应该选用高坝方案，190米或200米；有的主张修150米低坝；有的主张要通盘考虑，不能仓促上马；还有的主张分级开发。各方都阐述各自的理由和利弊。李先念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经反复考虑，于5月间写信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中央决定进一步研究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人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要十分谨慎。”对于三峡方案，他说，经过再三考虑，仍然保留如下意见：
一、我是一贯主张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的。这是基于：一是不仅要注意发电，更要重视防洪；二是洪水泛滥成灾时淹没的土地多，建高坝淹没的土地可能少；三是洪水泛滥时水是从头顶上倒下来的，拦洪时水是慢慢上涨的；四是洪水泛滥时人口转移多，拦洪时人口转移可能少，更不用说走得及走不及了；五是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不是年年如此，而是百年或几百年才用一次；六是两者比较，对国家、对人民究竟哪个受益大，哪个损失小。考虑来考虑去，仍以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为最佳方案。
二、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兴建150米水位的低坝方案，是可以同意的，主要是没有钱。但是大坝的基础，按高坝或中坝标准建设，将来经济、技术条件一旦允许，再慢慢往上修建。这样可以逐步改变100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不能满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要求和300万千瓦的电力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这就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子孙后代着想，何乐而不为呢！
三、泥沙和航运问题，确实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精心选择可行性方案，保证三峡工程建成后，只能有利于航运，而不是相反，否则是要贻误后代的。
四、全部建设投资，现在的报告中说是113亿元，我看远远不止，可能超过200亿元，甚至达到250亿元左右，我很怕这个项目又成为“钓鱼”项目。
李先念的信中最后表示：上述意见，没有什么新见解，无非是为说明问题，还得老生常谈。我的这些意见，对你们论证会可以不受约束。但希望诸公认真考虑，或者至少要将我的意见存入历史档案，留作资料，以备在三峡建设中还有此一说。
李先念的意见当时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国务院于1984年4月批准“150米大坝方案”（即低坝方案），三峡工程开始启动。重庆市委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大坝正常蓄水位应达180米。李鹏在日记中说：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发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左右，有14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对长江中游和武汉市有一定的防洪作用，但航运方面只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道。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市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50米方案对重庆港及附近的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改善航运的要求，而且泥沙淤积还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提出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1985年1月，邓小平听了李鹏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1986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率有关部委负责人视察三峡后，于6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该项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987年5月初，新华社一份材料刊登了水电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初选水位方案报告》。主要内容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坝址选在三斗坪，坝顶高度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实现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连续进行，经过五至十年蓄水位达到175米，移民安置区安排在180米的回水线以上。李先念阅后很兴奋，当即写信给李鹏、宋平、钱正英、林一山：
看了这份动态清样，我感到第四次扩大会议开得很好。三峡工程和论证工作越来越深入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令人高兴。对三峡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年来，很多同志在各种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后，特别在开工前随时都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并吸取其合理部分，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同时要反复论证，对各种疑难问题和不同看法，做出科学的有效的解释和回答，对各种复杂问题做出预案，免得工程上马后因准备工作不周，而造成严重损失。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从五十年代我就接触此事，说过不少意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同钱正英同志详细交谈后，又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同志写了一封信，比较系统地谈了我的观点。看了这份清样后又有点想法，再提出来供参考。
三峡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我们还想不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要解决。可以说，建设这项工程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查，大促进。许多科技领域，如水文地质、机械设备、工程建筑、发电输电、航运、防洪、灌溉等，都会不断创新。比如选择大机组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每一步、每一项都要依靠和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质科学，库区几百里，水深几百米以上，地质结构、地貌形态千差万别，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制定出预防可能发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断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对石灰岩层，要妥善处理。总之，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要切实可靠，这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有说服力。
由于三峡工程处在我国中部地区，所以工程质量显得特别重要。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步都要把住质量关，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会成为遗笑万年的丑事，即使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三峡工程的基础工作搞了三十多年，搜集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大体上有了基础，也可以说有点把握，当然这项工作还要深入进行。现在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了钱，何时开工，那只有请中央最后决定。
以上意见，请酌。
李先念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从1986年6月开始，历时近三年才告完成。论证的结果为：关于三峡工程的水位方案，综合14个专家组的意见，推荐“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大坝高175米，最后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存容221.5亿立方米，装机17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0亿千瓦时，宜昌至重庆间660公里航道获得显著改善。主要结论为：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李先念得知后非常高兴。4月5日，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湖北代表团，委托漆林去医院看望李先念，并汇报了省计委和三峡工程湖北省前期工作领导小组迎接三峡上马、服务三峡建设的有关工作部署和工作重点。这使一向关心三峡工程的李先念甚为高兴。他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他说带个口信告诉湖北省领导：“三峡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做大贡献。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设上，顾大局、讲风格，不要向中央提难题，能在省里解决的，就不要推给中央。”他要求湖北一定要把三峡这篇文章做好，从宜昌到三斗坪建成一个经济走廊，要借三峡工程兴建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带动鄂西的基础产业、骨干项目，既为三峡工程服务，又锻炼出一批技术队伍。
1994年12月14日，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工程正式动工。1997年11月8日，三峡地区上下游围堰合龙成功，顺利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设的胜利完成。2006年5月20日，185米的三峡大坝浇完最后一仓混凝土，大坝开始全线蓄水。（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朱玉 程振声）
工程必须发电、航运兼顾
1971年元旦，10万人举行了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开工典礼，葛洲坝工地沸腾了。
然而，这样举世瞩目的工程，准备工作很不够，施工盲目性很大，没有经过反复论证的正式完整的设计方案，是在边勘测、边设计的情况下开工的，所以设计方案成了当时的关键问题。而水利专家对设计方案分歧很大，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4月28日，国务院业务组听取葛洲坝枢纽布置方案汇报后，李先念、李德生、华国锋发表意见。李先念根据20多年的治水经验，特别指出航运的重要性。他说：“发电、航运必须兼顾。发电比较固定了，航运要发展。不能按目前长航进川量和地方一百三十万吨作为考虑运量的根据。”他不同意“在保证发电的前提下，争取把航运搞好一些”的说法，并严肃指出：“长江可不能搞断了，（搞断了）千万人要骂娘的。大家考虑一下，客观一点，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参与丹江口工程，我讲，要修丹江（水库），必须修船闸，不通航就不要修。”他接着说：“宁肯少发十万千瓦电，也要保证通航。航运解决不了，不能补救，不能搞飞船。”
他积极提倡在设计方案上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究科学，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见，科学嘛，不是成见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辩论一下有好处。”
会后，参加葛洲坝设计方案讨论的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电专家集中20多天时间，对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同时又派人到工地发动群众，结合模型试验，反复讨论。最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关于葛洲坝枢纽布置修改方案的报告》。6月20日，李先念对该报告作了三点批示：“一、同意德生同志对救船、救木、救鱼的意见。二、根据总理指示，报告暂不批，但工地可依此方案进行工作。”三、把报告印发毛泽东、林彪、军委办事组和业务组同志。6月23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和业务组成员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讨论修改方案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此期间，李先念对解决葛洲坝施工所需设备、工程施工、设备研制等问题都作了批示，让有关部门负责妥善办理。
此次汇报会后，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和国务院六部委召开了有340多人参加的初步设计现场审查会议，并将审查情况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李先念十分关注这次会议，每期简报都仔细阅读。看了会议报告后，立即让工作人员送给国家计委、国务院办公室和国家科委，让他们研究会议提出的问题。
1972年，国务院对葛洲坝枢纽工程再次重新审查。4月19日，李先念主持会议，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及六部委的负责人一起听取张体学汇报葛洲坝情况。他特别强调必须确保工程质量，不要再重犯错误。而后，国务院又派出由建委、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水电部等有关负责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和湖北省一起研究葛洲坝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11月，周恩来三次主持会议，和李先念等业务组成员一起研究葛洲坝工程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断然决定停工整顿，组织科学技术委员会，重新修改设计。李先念说：“葛洲坝问题，总理已于二十一日开会决定工程暂时停止，待设计基本定下来后再开始。这样大的且无经验的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而后，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中说：“十一月初，我们请张体学、林一山和工地的部分同志再次来京，在总理主持下，听了汇报，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
为了加强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决定由林一山、马耀骥、王英先、沈鸿、张体学、袁宝华、钱正英、谢北一、廉荣禄等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主任，负责工程的科研、设计工作。
同时，将上述9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也一并送毛泽东、中共中央。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同意，葛洲坝工程暂时停工。这一重要决定，对以后葛洲坝工程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直到1974年10月，修改设计方案审定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开始复工。
葛洲坝上马，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
粉碎“四人帮”后编制1977年计划时，又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葛洲坝应列为全国重点工程，要保证工程所需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水电部经同国家计委、建委召开19个部委领导同志专题研究后，报请国务院批准，落实了葛洲坝所需用的建设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1978年1月，李先念在副总理谷牧、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的陪同下，冒着寒风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响，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不容易。对此，钱正英回忆道：
李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批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了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出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十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说：“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是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有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李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转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报告”。根据陈云和先念的批示，水电部即派出以副部长陈义庚为首的检查组，去葛洲坝工地进行检查整顿，发动群众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兴，于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坝工程党委并全体职工：“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实在令人高兴。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要求一定要像大庆那样，做到“三老四严”，使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使建设队伍更加硬。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质量，持之以恒，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奠定了基础。
葛洲坝工程建设一直受到李先念的积极支持和关注。他不仅多次指示、批示，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而在1978年初又亲自去现地视察，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对工程的调整、优质建成寄予厚望。后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得知葛洲坝一号机组和船闸试验运行中出现某些问题，便在一次会议上横加批评和指责。这股风吹下去，“一号机要被‘枪毙’，船闸已淤死”的传言满天飞，葛洲坝工程建设能否继续下去都成了问题。国务院派人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发现问题不大，不难解决。1981年10月，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认真考察了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特别是一号机组和泄洪闸的情况。“那天上午八时四十分，李先念同志登上交通一号轮进入三江二号船闸水域。当展现在眼前的宏伟的二、三江建筑群体耸立在碧波荡漾的江面时，李先念同志感慨万千。当他得知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幽默地笑了笑：‘没有犯罪（指机组），只是害了点病。’当他得知二十七孔泄洪水闸经受住七万二千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验时，他对工程局领导说：‘那时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面对滔滔江水和宏伟工程，李先念满怀深情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这个工程算是社会主义工程吧！”
尽管葛洲坝的建设成绩显著，但“冷风”还是不断地吹。李先念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我到葛洲坝去了三次，有一回硬要把我拖去，我又发烧，又拉肚，是硬撑着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办个事难呢！不干的总比干的高明。”
时时关注三峡工程
李先念一直特别关心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经多方研究论证，到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了上马兴建的初步决策。他表示同意兴建，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
自从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后，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科研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但因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对是否要建三峡工程及何时兴建，意见分歧很大，难以统一。1978年1月，李先念和谷牧视察葛洲坝工程，在谈到三峡工程时，李先念提出要研究“高坝中用”方案。1979年4月，他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长办”的汇报，决定召开选坝会议。选坝座谈会在武昌召开，有200名多专家参加，争论很大。6月22日，李先念在给钱正英、刘澜波、王林、林一山的批语中说：“关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多年来，水电部和长办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最近，国务院又听了一次汇报，这次汇报仅仅是研究讨论，也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开始，决不是决定马上上马。我是倾向于这个工程的。但这个工程很大，涉及面很广，建设技术很复杂。如若动工兴建，还要继续深入地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提出比较好的方案，经财经委员会研究讨论，提请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他强调指出：“这项工程在国外水电史上也是少有的，在建设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这个项目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有关部门要抓紧认真研究，如防洪、灌溉、航运、养殖、淤沙、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特高压输电设备、1.2万吨重量的升船机等。这些科研项目，可否限定时间，比如到一九八一年有个眉目或有肯定意见。如果到时拿不出成果来，土建工程急于上马，势必会拖延工期和造成很大浪费。”他还指出：“现在全国就有不少人在议论这项建设，外国人也可能参与这个讨论，广泛的议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要注意这些议论，多听取不同意见好。还有对移民和施工准备工作，也要认真研究，搞出具体方案。请各有关方面对这些工作抓紧进行，为三峡工程兴建创造条件。”此后，李先念曾多次表明他的态度：三峡工程一定要上马，但是要选择好时机，当国力条件允许的时候就快上，如果国力条件不允许，那就创造条件再上。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三峡工程的兴建提上了日程。1983年3月，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正常高水位拟定在150米，坝高165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这一方案，决定三峡工程上马。
李先念为此找钱正英详谈，听取意见。过后，他又看了一些关于兴建三峡水电工程建设和意见的材料。这些建议和意见，都是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主张应该选用高坝方案，190米或200米；有的主张修150米低坝；有的主张要通盘考虑，不能仓促上马；还有的主张分级开发。各方都阐述各自的理由和利弊。李先念认真研究了这些意见，经反复考虑，于5月间写信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中央决定进一步研究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人民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但要十分谨慎。”对于三峡方案，他说，经过再三考虑，仍然保留如下意见：
一、我是一贯主张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的。这是基于：一是不仅要注意发电，更要重视防洪；二是洪水泛滥成灾时淹没的土地多，建高坝淹没的土地可能少；三是洪水泛滥时水是从头顶上倒下来的，拦洪时水是慢慢上涨的；四是洪水泛滥时人口转移多，拦洪时人口转移可能少，更不用说走得及走不及了；五是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不是年年如此，而是百年或几百年才用一次；六是两者比较，对国家、对人民究竟哪个受益大，哪个损失小。考虑来考虑去，仍以高坝中用或中坝低用为最佳方案。
二、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兴建150米水位的低坝方案，是可以同意的，主要是没有钱。但是大坝的基础，按高坝或中坝标准建设，将来经济、技术条件一旦允许，再慢慢往上修建。这样可以逐步改变100亿立方米的调节库容不能满足长江中下游防洪的要求和300万千瓦的电力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局面。这就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子孙后代着想，何乐而不为呢！
三、泥沙和航运问题，确实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精心选择可行性方案，保证三峡工程建成后，只能有利于航运，而不是相反，否则是要贻误后代的。
四、全部建设投资，现在的报告中说是113亿元，我看远远不止，可能超过200亿元，甚至达到250亿元左右，我很怕这个项目又成为“钓鱼”项目。
李先念的信中最后表示：上述意见，没有什么新见解，无非是为说明问题，还得老生常谈。我的这些意见，对你们论证会可以不受约束。但希望诸公认真考虑，或者至少要将我的意见存入历史档案，留作资料，以备在三峡建设中还有此一说。
李先念的意见当时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国务院于1984年4月批准“150米大坝方案”（即低坝方案），三峡工程开始启动。重庆市委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大坝正常蓄水位应达180米。李鹏在日记中说：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发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左右，有14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对长江中游和武汉市有一定的防洪作用，但航运方面只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道。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市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50米方案对重庆港及附近的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改善航运的要求，而且泥沙淤积还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提出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1985年1月，邓小平听了李鹏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1986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率有关部委负责人视察三峡后，于6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该项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1987年5月初，新华社一份材料刊登了水电部领导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通过的《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初选水位方案报告》。主要内容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坝址选在三斗坪，坝顶高度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实现初期蓄水后，移民工作连续进行，经过五至十年蓄水位达到175米，移民安置区安排在180米的回水线以上。李先念阅后很兴奋，当即写信给李鹏、宋平、钱正英、林一山：
看了这份动态清样，我感到第四次扩大会议开得很好。三峡工程和论证工作越来越深入了，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令人高兴。对三峡工程，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这些年来，很多同志在各种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问题，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好事，否则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今后，特别在开工前随时都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反对的意见，并吸取其合理部分，这样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同时要反复论证，对各种疑难问题和不同看法，做出科学的有效的解释和回答，对各种复杂问题做出预案，免得工程上马后因准备工作不周，而造成严重损失。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从五十年代我就接触此事，说过不少意见。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同钱正英同志详细交谈后，又给宋平、钱正英、林一山同志写了一封信，比较系统地谈了我的观点。看了这份清样后又有点想法，再提出来供参考。
三峡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样大的工程，必然会遇到我们还想不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要解决。可以说，建设这项工程是对我国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查，大促进。许多科技领域，如水文地质、机械设备、工程建筑、发电输电、航运、防洪、灌溉等，都会不断创新。比如选择大机组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我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中，每一步、每一项都要依靠和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水文地质科学，库区几百里，水深几百米以上，地质结构、地貌形态千差万别，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制定出预防可能发生的跑水、漏水、滑坡、断裂等有效措施。尤其是对石灰岩层，要妥善处理。总之，一定要把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要切实可靠，这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有说服力。
由于三峡工程处在我国中部地区，所以工程质量显得特别重要。从勘探、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和每一步都要把住质量关，一定要保证做到整个建设工程万无一失，这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系到长江流域亿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否则一旦出了大事，反利为害，将造成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也会成为遗笑万年的丑事，即使我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三峡工程的基础工作搞了三十多年，搜集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大体上有了基础，也可以说有点把握，当然这项工作还要深入进行。现在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了钱，何时开工，那只有请中央最后决定。
以上意见，请酌。
李先念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从1986年6月开始，历时近三年才告完成。论证的结果为：关于三峡工程的水位方案，综合14个专家组的意见，推荐“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大坝高175米，最后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存容221.5亿立方米，装机176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0亿千瓦时，宜昌至重庆间660公里航道获得显著改善。主要结论为：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李先念得知后非常高兴。4月5日，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湖北代表团，委托漆林去医院看望李先念，并汇报了省计委和三峡工程湖北省前期工作领导小组迎接三峡上马、服务三峡建设的有关工作部署和工作重点。这使一向关心三峡工程的李先念甚为高兴。他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他说带个口信告诉湖北省领导：“三峡在湖北，湖北要出大力，做大贡献。在征地、移民、支持工程建设上，顾大局、讲风格，不要向中央提难题，能在省里解决的，就不要推给中央。”他要求湖北一定要把三峡这篇文章做好，从宜昌到三斗坪建成一个经济走廊，要借三峡工程兴建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带动鄂西的基础产业、骨干项目，既为三峡工程服务，又锻炼出一批技术队伍。
1994年12月14日，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工程正式动工。1997年11月8日，三峡地区上下游围堰合龙成功，顺利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三峡水利枢纽一期工程建设的胜利完成。2006年5月20日，185米的三峡大坝浇完最后一仓混凝土，大坝开始全线蓄水。（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朱玉 程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