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川毕汇、万商云集”。

　　这里是万州，三峡库区腹地。

　　175米水位的三峡正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几艘江轮停靠在新码头，吐纳着零零散散的几名乘客。

　　几十个中老年人一字排开，小板凳支在伸进水中的台阶的最后一级，背对着江水洗衣服。他们有的用搓衣板搓，有的用木棍敲，还有的赤着双脚在盆里踩。肥皂的泡沫被倒进江水，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上面的台阶上放着几台洗衣机，花1块钱甩干后，就可以背起小竹篓，沿着宽阔的滨江公路回家了。旧码头在十几米深的水下，以前人们洗完衣服只好爬山回家。

　　江边洗濯，已是三峡一带延续上千年的历史记忆，杜甫曾有“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之句。然而，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贮藏着丰富意象的三峡周边地貌，出现了沧桑巨变。

　　三峡蓄水，120米、145米、156米再到最后的175米，目光所及的一切像高速路边上的景物，快速退隐，浩淼的江水犹如时间的黑洞吞没了江边人习以为常的标识物。他们生活记忆赖以成形的物质世界被快速切换。

　　世居万州的百姓们成为桑田沧海巨变的见证者，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高峡出平湖对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才会将已退隐于水中的一草一木藏于心底，在艰难适应移民角色的间隙偶尔闪回过去。

　　三峡水涨了，老码头没了。只剩下西山钟楼，这座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还在夕照中孤独地守望。多少年以后，万州老码头的故事，也许只有这座钟楼还可以诉说。

　　搬迁

　　刘景花的老房子就在西山钟楼的脚下，她原来的家在二马路。二马路、三马路、滨江路，这是万州老城的核心地段，人流熙攘。自从后魏废帝元年，也即公元552年设鱼泉县算起，万州老城已生长了1400多年。

　　这座城市的一半在2002年戛然而止。三峡工程135米蓄水淹没了刘景花的家，也淹没了万州一半的老城。

　　事实上，1993年开始的三峡一期移民与万州无关，1998年开始的二期移民也是在最后一刻才将万州“征服”。“水都涨上来了，不搬也不行了。”刘景花说。

　　三峡二期移民不但要完成135米水位初期蓄水位以下的移民任务，还要完成总任务的50%以上。这也是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中时间最长、任务最重的阶段。

　　移民搬迁工作历经波折，毕竟这是在截取一段集体记忆，将之嫁接到另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这座集体记忆的原始丛林里，点缀着层层叠叠的个人记忆。

　　搬迁最终得以完成。“我们当初搬迁安置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做出的选择，因为国家需要嘛”，移民们的表白已经超越搬离故土的无奈。

　　他们开始努力悦纳新移民区。国务院三峡办移民管理咨询中心处长梁福庆介绍，到了2006年，三峡水库顺利实现156米水位蓄水时，移民工作重点已由搬迁安置转移到搬迁安置与稳定发展并举。

　　到2008年三峡175米试验性蓄水时，三峡工程已产生百万移民大军。这百万大军中竟也有“漏网之鱼”，2008年时，万州区城市175米水位线还下未搬迁居民和单位移民5450人，他们均居住在滨江路内侧，被当地政府认为“区位条件好，不愿搬迁”。

　　最终，有3619人处在“滨江路防护下”而得以留守故土。像没有西迁而选择坚守在大阴山的匈奴人，这三千多名坚守者，仍在演绎新三峡传奇，只是他们头顶的天已换了一重。

　　移民居委会掌门

　　刘景花搬到了距离老城十几公里以外的五桥。那是一个专为三峡移民而兴的新区，确切地说，这里的移民大多数是万州的低收入市民。刘景花夫妇下岗多年，住的是单位的公房。

　　同她一样身份的还有新家“富民花园”里的3000多名移民。在全部124万三峡移民中，万州移民比重最大，达到26.3万，而其中77%为城镇居民。

　　刘景花一开始也不愿意搬到富民花园，2001年的时候，这里是荒郊野外，方圆几里只有这一个小区，出门还是泥巴路，“一到晚上都不敢出门”。

　　在她看来，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工作，新的家，新的邻居，以及新的挑战。刘景花成了一个移民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她需要迅速地在这个新的社区活络起来，成为新的共同体的纽带。

　　她开始慢慢积起13个本子的电话号码，这些都是她的居民们的电话。如今，刘景花已转任别的社区居委会主任，但据说仍有一半的富民花园的居民记得刘景花的手机号。

　　刘景花开始熟稔每家每户的家长里短，尤其是生老病死。刘景花不敢懈怠，她每天都要去小区里的孤寡老人家中，不仅给他们送去两袋牛奶或是几块蛋糕，更重要的是注视他们的生命。  作者：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