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 能源杂志 昨天王海滨
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经济师
近期严重的能源短缺在一些国家蔓延。有人把能源短缺归罪于碳减排。但是,能源转型与能源短缺并没有必然关系。相反,能源短缺的出现和蔓延,与近些年部分国家减碳决心的不足密切相关。而它会不会持久,则取决于相关国家能不能迎难而上,较快实现政策纠偏。
此次能源短缺的成因很复杂。既有气象原因,也有宏观经济原因,还有制度性原因。
由于气象条件持续不利,近期风电出力减少是能源短缺出现的重要原因。经过多年发展,风电已在一些国家的电力供应中占据重要份额。比如,2020年欧盟的风电发电量达到3,947亿千瓦时,在其发电总量中占14%。风电已成为欧盟第三大电力来源,仅次于核电和天然气发电。然而,最近欧洲的北海等地区出现20年来最慢的风速,导致风电发电量明显下降。中国的情况相似,2020年中国风电发电量为4,665亿千瓦时,在发电总量中占6%。但是,近期东北、华北等地区风速较慢,严重影响风电出力。
能源需求旺盛是另一个重要原因。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遭到了疫情的重击,社会停摆、失业加剧、股市崩盘……在此背景下,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大幅增发货币,开建大量工程项目,等等。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一个结果是能源消费受到刺激,较快从低迷转为旺盛。
与气象条件和经济状况相比,政策因素对能源供求关系的影响更为持久。而部分国家的政策撕裂是当前能源短缺的关键成因。
减碳政策的撕裂主要表现为能源供应转型太激进,而能源消费转型过于畏手畏脚,这在西方国家里尤其明显。
能源供应转型方面,欧盟是全球标兵。欧盟特别热忱地推进能源供应革命,正积极弃核、弃煤、弃油、弃水电。天然气作为一种“桥梁能源”,虽然目前在欧盟国家暂时得到重用,但是作为一种化石能源,天然气注定会较快被欧盟抛弃。有减必有加。欧盟迫切希望可再生能源能快速补上主力能源被逐而留下的空缺,但即便经济和技术条件完全具备,而且一切顺遂,这补缺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美国拜登政府也决心推进清洁能源革命,制定了多项脱碳政策,并已对全球能源供应产生一定影响。
近些年西方国家之所以激进地推动能源供应的脱碳,与它们“无痛脱碳”的幻想有关。
2014年前后开始,世界能源明显供过于求。一方面,由于美国页岩开采技术以及其他革命性能源生产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涨价周期开建的大量能源项目陆续投产等原因,世界能源供应旺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萎靡导致能源消费疲弱。能源供与求逆向而行,其结果是供应严重过剩,价格大幅走低。前些年国际主要能源机构的基本共识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种的供应过剩和价格低迷至少会持续到2025年。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之后全球加大脱碳力度,化石能源供应受到影响,但是因为供应过剩过于严重,所以碳减排暂未使能源市场发生质变。于是,许多人相信“无痛脱碳”将是常态,今后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幻想才被打破。各国救市政策导致能源消费量大增,世界能源市场遂从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能源短缺逐渐加剧。
在“勇猛”推进能源供应转型的同时,西方国家却在消费转型上踟蹰不前,这使它们的能源转型升级成为“半吊子工程”。
严格说来,能源转型应主要是能源消费的转型。而要成功推进能源转型升级,首先需要弄清能源消费的性质。能源消费主要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比如,如果一个大型机场被建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而且机场和城市之间没有轨道交通相连,那么在该机场的使用期内,往返机场的旅客基本上只能乘坐汽车,从而产生大量的汽油、柴油等能源消耗。在这个例子中,机场的建设和使用属于生产活动,而能源消耗是生产活动的结果。人类之所以消费能源,不是因为能源有多么“美味”,而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解决能源问题,主要应该解决好能源消费问题;推进能源转型,主要应该推进能源消费转型。近现代能源工业中有一种涟漪效应。能源体系的结构是中心—边缘形结构。少数大型(因为大型,所以有规模经济优势)和专业(因为专业,所以高效)的能源生产者——比如大型电站、油田、煤矿、炼油厂等——位于能源体系的中央,千千万万的能源消费者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与边缘之间由管道、电网以及其他能源传输系统来连接。
大型能源生产者可以决定能源供应大局,其数量相对较少,可快速反应:迫于政府或(和)资本市场等压力,大型能源生产商可以较快实现设备、工艺等方面的革新(这方面的实例并不少见)。消费端的变化一般会更慢。千千万万的能源消费者拥有大量落后的用能工具或设备,他们往往没有足够强的动力和压力去提前报废那些工具或设备。从政府角度看,一个政府通过管制或经济激励,让主要汽车公司不再生产燃油汽车而改产电动汽车,会相对容易。但是,通过政策或法律压力,或者使用经济补贴,让上亿车主提前报废他们的燃油汽车,其难度显然要大得多。
变化的不同步会导致有趣的现象:能源的重大革新和进步大多先出现在能源生产环节即中心环节,然后渐次影响到能源消费者。这个过程大体上如涟漪一般,一圈圈向外扩展,因此可称为涟漪效应。涟漪效应的完成需要时间,在其过程中,尤其是能源供应的转型已经大体实现而能源消费的转型还属于早期之时,较容易发生能源供求关系的混乱。
历史上每一次能源转型的完成都是以能源消费转型的完成(而不是能源生产转型的完成)为主要标志的。但是,当前要推进新一轮的能源消费转型,难免需要触动大量能源消费者的既得利益。在西方国家,如果政府以不受欢迎的方式去推动民众作用能改进,就可能会丢失大量选票。基于此,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往往会本能地绕着困难走,不太愿意去触碰能源消费转型这个烫手山芋。比如,最近有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打算对成品油消费开征碳税,但为了避免惹怒民众、丢失选票,仅仅考虑对主要用于工商业用途的柴油和航空煤油征税,而对消费量最大、与广大民众利益关系最直接的汽油则不考虑。
半吊子的能源转型政策容易诱发市场的混乱,并导致双输结果:一方面能源系统的转型升级难以持续推进,另一方面各国能源安全遭逢重重挑战。
此次能源短缺的爆发,预示了从目前直到本世纪中叶人类基本实现碳中和的征程上,如果不管理好能源转型的风险,一方面将损害民众的用能福祉,进而削弱民众对气候治理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各国的能源安全。为了顺利推进能源转型,今后需要坚定方向、讲求策略和补足功课。
首先,需要坚定能源转型的战略方向。目前有人利用此次能源短缺,夸大能源转型的风险,恐吓人们推进碳减排会造成多大的灾难,能源转型有多么可怕。实际上,此次能源短缺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战略目标有错,出问题的是策略和政策。能源领域的脱碳并不一定会造成能源短缺甚至能源危机。
其次,在战略既定的前提下,需要讲究能源转型的策略。凡事有先后。能源转型的路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分阶段,抓重点,讲求策略。同时,要随时做好能源安全保障。能源消费的波动幅度可能较大,而且难以预见。为了避免能源市场发生“地震”,各国需要拥有充足的安全冗余,油气、煤炭等储备的数量要足够多,能源应急反应的能力要足够强。
最后,需要战胜政治阻力,补足能源消费转型方面欠下的功课。要切实推进气候治理,就必须咬住硬骨头不松口,扎实和持续地推动能源消费转型,有效缩短能源生产与消费之间涟漪效应持续的时间。相反,如果只是推进能源供应转型,而听任能源消费端在古旧的轨道上起落、循环,那么由于供应与需求两端的不协调,难免会不时出现能源的严重短缺或者过剩,而无论是短缺还是过剩,都会是破坏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