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不会限制经济社会发展，还会推动新兴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发展方式的出现，会带来新投资、新技术、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将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方式。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碳达峰、碳中和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正确认识本国国情要素”“要在40年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挑战巨大”……这是记者在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盟近日举办的“2021能源环境服务产业年度峰会”上听到的最多话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碳达峰、碳中和是对我国的一场大考。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除了要重新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外，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统筹多方因素。

　　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碳压力同在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会长兼首席政策专家骆建华表示，气候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议题。碳中和是未来三十年大国博弈的新焦点。“零碳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风口。谁占领潮头，谁就能拿到通向未来的钥匙。”

　　据了解，目前全球有54个国家实现了碳达峰，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其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6%左右。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了50—70年。而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导致我国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承受较大压力。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期限仅为40年，考虑到我国现有的以高碳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100亿吨的年碳排放量、高耗能产业去产能的艰巨任务等现实情况，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碳压力将同时存在。”骆建华表示，“对我国来说，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院长林翎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量大、发展速度快、用能需求高，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使得我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高”。加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具有高碳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惯性大、路径依赖强。用不到10年时间实现碳达峰，再用30年时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碳排放要快速下降，几乎没有缓冲期，实现减碳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降碳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

　　碳减排既是气候、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涉及能源、经济、社会、环境方方方面，需要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成本投入等诸多因素，对我国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今，碳减排已经成为各经济体之间博弈的重要战场。”骆建华表示，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实现碳达峰。碳拐点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密切相关。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欧洲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人均GDP为2万美元左右，美日的这一数据为4-5万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1万美元，在人均GDP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骆建华介绍，从城市化率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碳拐点基本出现在城市化率超70%阶段。欧美国家碳达峰时城市化率已达到70%，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是60%，城市化水平不高，意味着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对碳减排颇具挑战。从产业结构来看，欧美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第二产业已经下降到27%以下，而目前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仍高达39%，从产业结构来说，碳达峰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来，“降碳与发展并不相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不会限制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推动新兴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发展方式的出现，会带来新投资、新技术、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将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方式。

　　发现真实碳价是关键

　　杜祥琬认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就要重新认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在认识到富煤、缺油、少气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可供开发，逐步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

　　“碳达峰是瞄准碳中和的。”杜祥琬表示，节能提效是降低碳排放的一大举措。2019年，我国的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将能源强度降到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获得同样的GDP，我们将少用近10亿吨标准煤。在当前消费水平下，能耗每降低1%，可减少0.5亿吨标准煤、减排1亿多吨二氧化碳。

　　在骆建华看来，碳达峰、碳中和本身是一个环境目标，或将对环保行业带来新的变革。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环保产业将迎来3个转变：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转变，从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单因子控制向协同控制转变，从环保产业常规污染物控制向特殊污染物控制转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存量和增量、减排与碳汇三个关系，抓住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三个关键领域，建好碳交易和电力两个市场。”

　　“碳中和投资高达百万亿元级，要刺激投资，需要建立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其核心和关键就是碳价格。”骆建华表示，碳价格的制定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交易定价，二是通过碳税来定价。目前我国已有7个碳交易所，但在没有二氧化碳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很难形成真实的碳价格，未来如何发现碳价格，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