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产权交易所近日发布的产权转让预披露信息显示，三峡集团拟转让内蒙古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呼蓄电站”）61%股权。这是继2013年湖南黑麋峰抽水蓄能电站转让后，国内又一例发电企业因抽蓄电站亏损而转让股权的案例。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由发电企业独立运营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呼蓄电站曾是我国抽蓄电站建设管理多元化的开路先锋，也曾在电力调峰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如今，三峡集团为何“甩卖”呼蓄电站？转让情况如何？记者就此联系了三峡集团、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北京产权交易所，试图找到答案。

　　三峡集团欲甩“负资产”

　　相关审计数据显示，呼蓄电站2017年净亏损4134.49万元，2018年前四个月营收为0，净亏损约1.68亿元。截至今年4月，呼和浩特抽水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呼蓄公司”）负债总计506934.94万元。

　　呼蓄电站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三峡集团投资为主建设的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电站工程前期由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2010年资产重组后，由三峡集团控股。

　　据了解，呼蓄电站从1996年筹建到2014并网发电，历时18年。三峡集团接手呼蓄电站，与其当年规划在内蒙古新能源发电领域创建“风电三峡”密不可分。因抽蓄电站具有调峰填谷作用，颇受风电公司青睐，因此三峡与内蒙古政府、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签署合作协议，合资建设呼蓄电站。

　　据了解，当时三峡集团以9.15亿元出资获得呼蓄电站61%的股权，其余39%股权则由14家在内蒙古发展风电业务的企业持有，而内蒙古自治区直属的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则在资产重组时，与该电站彻底剥离。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三峡集团曾在今年3月与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新源公司”）就落实抽水蓄能项目合作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而后不到一个月，三峡集团发布信息，拟出售呼蓄电站全部股权。

　　“我们从未与三峡集团进行过任何有关呼蓄电站的沟通。内蒙古电网是一个独立的地方电网公司，并不属于国网系统调配，我们肯定不会收购呼蓄电站，即使收入囊中，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国网新源公司一位高层人士向记者明确表示。

　　北京产权交易所项目负责人刘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国资委“32号令”规定，三峡集团获国资委产权转让批复之后，需要在产权交易所公示10个工作日的产权交易信息预披露。“现在还处于预披露环节，也就是说目前的信息还只是一个行为批复，还未到产权转让披露阶段，自然也就没有标的转让价格等具体信息。6月29日预披露结束后，产权方确实需要转让呼蓄电站股权，会在北京市产权交易所正式发布产权转让信息，我们才正式开始受理。”

　　记者了解到，虽然国网抽蓄建设运营平台——国网新源公司对呼蓄电站无意，但在呼蓄电站预披露信息发布后，北京产权交易所已陆续接到对呼蓄“感兴趣”的企业咨询，咨询内容包括交保证金、交材料等收购程序环节。

　　记者就此事致电三峡集团，询问股权转让的原因和细节，但截至发稿时，未得到任何正面答复。

　　独立抽蓄辅助功效难显现

　　因历史原因，抽蓄电站主要服务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所以我国抽蓄电站多由电网公司独资或控股投资建设。而作为由发电企业投资建设的电站，呼蓄电站的建设模式曾被称为是探索抽蓄电站建设管理体制多元化的样本，在当时的电改背景下，其作为没有与电网捆绑的“独立”抽蓄，具有重要性意义。

　　然而，经济效益难以量化，一度成为呼蓄公司的“难言之隐”。抽蓄电站服务的是整个电力系统，但却无法准确识别服务对象，所以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所产生的辅助功能效益也就无法计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无法显现其附加价值外，呼蓄电站挂牌待售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无法扭转亏损。抽蓄电站的效率仅有75%，按此计算，发电没有用电多，单个电站收不回成本似乎已是定局。而且，国家发改委2014年发布的《关于完善抽蓄电站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抽蓄电站年容量电费分配是电网50%、用户25%、发电企业25%。而实际操作中，发电企业无意更无力承担25%的电站容量电费，这也是之前湖南黑麋峰抽水蓄能电站亏损转让给国网的关键原因。

　　知情人士向记者坦言：“我国抽蓄电站的盈利与整个电网运营利润进行捆绑式计算，电网以外的其他企业建设抽蓄电站并不具备优势。在市场化电价并未形成的情况下，抽蓄电站的建设成本只能全部进入输配电成本，由电网和用户承担。”

　　国网新源公司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告诉记者，日本的抽蓄电站在国际上属于运转很好的案例，但日本的电力体系是厂网不分。而我国在2002年第一轮电改后，通过厂网分开，成立了五大发电公司，增加了企业电力建设的投资积极性，有效解决了“硬缺电”的问题。但之后电源发展速度太快，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微观问题，如生产、运输、消费三方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均未明确。“所以，处理抽蓄电站辅助效益无法计算等难题，还是要靠政府主导，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明确调度规程，出台相关配套法规政策，使抽蓄电站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