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点思考

　　文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亦楠

　　责编：郭芳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5期）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在2017年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要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西方经济学不是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1.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式微和萨缪尔森临终前的反思

　　2009年2月，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94岁高龄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临终前最后一版《宏观经济学》中，写下自序《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宣言》，作为60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的思考总结。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西方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清醒地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认识到经济和经济学的发展其实"一直在呼唤折衷主义者临危受命"。

　　萨缪尔森写道："折衷主义在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全球经济正面临一场可怕的雪崩……诸多现存教科书都曾推崇得意过早的自由主义，一直为自由市场的金融成就欢呼雀跃，不断为解除管制、取消监管等自由主义改革而推波助澜。然而这场庆典的苦果，却只能是疯狂至极的楼市和股市轰然崩溃，而酿成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只有当社会经济航船平稳驶向'有限的折衷'这个新的海域，我们才有可能确保全球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理想境界。在那里，社会进步的果实将能更加公平地为所有栽培过它的人们所分享。"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6年西方民主政治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动荡触动了欧美学术界大反思。不仅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福山、皮凯蒂等很多著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已死"的认同。林毅夫教授根据世界银行对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还未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来制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或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对国内那些每当经济下行就主张"政府全面放开、自由民主政治"来"救市"的学者是个重要警示，"西天取经"并非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2.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面临着社会深刻变革所提出的新课题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一直被视为根本对立、不可调和。前者认为"价值是由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所以分配就该工人得工资、资本得利息、土地得地租"。后者则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剩余价值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唯一来源"。生产要素价值论一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视为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武器，是必须批判的"主观唯心论"。

　　劳动价值论科学总结了历史上的社会发展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在苏联十月革命、世界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等20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得到验证，二战后苏联迅速工业化、东欧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态势曾令世界瞩目。但后来形势发生逆转，被认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生机，而社会主义阵营却陷入严重衰退以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巨大反差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难以解释。

　　当前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第四次重大技术革命则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更大更严峻的挑战。比如，在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人(22.720, -0.13, -0.57%)进入生产和服务领域、取代人类劳动的现实下，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占比日趋减少；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还何谈"剥削"呢？剩余价值还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唯一来源"吗？

　　传统劳动价值论还会导致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改革"的认识分歧。比如有人已经产生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巨量社会财富积累，难道是对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剥削吗？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难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所以，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是否绝对正确，还是仅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正确，亟须结合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形势深入思考，并针对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2001年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发表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就曾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被抽象掉的许多因素，恰恰是正在对生产或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的认识方面，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论述得那样全面和深刻。"

　　然而，在当前理论及经济学界仍然存在一些僵化教条的认识：无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的重大发展的事实和20世纪以来高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仍把160年前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每句话都当作已涵盖一切、永远适用、不能改动的"金科玉律"，对现实问题或避而不见，或牵强附会，或做出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结论；同时，对所有提出"传统劳动价值论需发展完善"的新观点新思路，都指斥为"背离、歪曲、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这种"教条主义"的风气不改，还何谈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何谈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重视两个问题

　　1.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应由"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

　　1984年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讲话中提出了两大"历史之问"，即"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为何邓小平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胜利35年之后，竟提出这样的疑问且认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呢？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正面临重大转折，而这个问题触及到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从未明确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即"生产力和阶级斗争，谁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

　　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此问题上犯过政策路线错误。由于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所以"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是"消灭剥削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以"生产关系"为研究重点，发展了一整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如何进行革命的理论。要深刻汲取文化大革命、苏联解体等历史教训，需要从经济理论进行反思。邓小平结合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在提出两大"历史之问"后做出明确回答："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在于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未提"所有制"。既然生产力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果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或"以阶级分析为纲"）推动历史进步的传统观点。只有把研究重点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才能对现实经济建设具有解释力和预测能力，才能正确评估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性质并妥善应对，才能避免在具体方针政策上陷入"老路、邪路"的纠缠，才能真正理解小平同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深刻内涵。

　　2.时代发展需要新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本是同宗（都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当下均面临着创新发展的挑战。在新一轮重大科技革命正前所未有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形势下，两者之间的分歧是否依然不可调和？

　　2016年9月出版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介绍了一个有趣并相似的案例，即物理学史上旷日持久达200年的"光的本质"大争论——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1905年爱因斯坦讨论光电效应时引入一个普朗克常数h，将争论双方统一为"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使人们对光的本质有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不仅结束了争吵，还触发了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何祚庥教授提出，经济学理论方面能否借鉴物理学"从争论到统一"的历史经验、借鉴黑格尔所揭示的思维认识发展规律——"正反合"辩证法，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并非一个物理学家的"异想天开"，樊纲、萨缪尔森等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文章著作也都反映出这样的思考。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的宽广视野和长远眼光。

　　何祚庥教授指出，要打破传统劳动价值论解释当代社会的局限性，一是要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二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已触及但并未深入的"效用即使用价值"思想，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包括科技进步和市场创新在内的、"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劳动价值论。"新劳动价值论"并非是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弥补了马克思因年代所限对"科技进步等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考虑不足"的缺陷。就像牛顿力学和相对论的关系一样，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适用于科技发展较慢的时代，在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特别是智能机器人正全面进入三大产业、已成为创造社会财富重要力量的当代社会，传统劳动价值论如果再不发展和修正，无异于"自废武功"，走入既无法解释现实、更无法把握未来的死胡同。

　　研究新劳动价值论对当下中国改革具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可以深化对当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科技进步与市场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巨量社会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若继续沿袭传统劳动价值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当前社会各阶层及社会角色仍从"剥削者或被剥削者"角度定位，将科技进步带来的先进生产力视为"直接或间接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将严重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二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缺陷进行有效匡正。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实践证明，用边际效用论推导出来的"一致均衡""帕累托最优"状态从未出现，反而屡屡发生"市场失灵"，"政府全面放开、自由化、私有化"并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必须有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

　　凝聚共识，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智慧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冲击正在到来的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经济理论学界凝聚共识，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智慧。

　　实践已充分证明，"公有制+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自由化+私有化"也不是灵丹妙药;生产力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计划"和"市场"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手段，前者不是社会主义专属，后者也不是资本主义专属。所以，改革不是改向资本主义，而是把影响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障碍都改掉；开放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引进来，而是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要求需要开放。经济学界应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重新审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深入研究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比如，现阶段该如何处理"发展和分配、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科技创新该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牛鼻子"即"人工智能"？教育改革该如何应对智能机器人对当代及后代人就业的严峻挑战？能源革命该如何避免重走发达国家已背上沉重包袱、已决定淘汰的老路？等等。

　　正如习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