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峡工程
2009/11/19 8:08:04 新闻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最早提出开发三峡设想的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孙中山。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提出要在三峡河段“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年他又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提到在三峡可以装3000万匹马力的发电机。这一设想,引发了几代中国人治理、开发长江的渴望。三峡工程最早的开发计划,是美国垦务局高坝专家萨凡奇编写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1944年9月,萨凡奇受国民政府邀请,乘小木船考察三峡,提出兴建三峡工程,并建议坝址设在宜昌上游5公里至15公里的南津关至石牌的河段上。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三峡工程根本不可能兴建。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4年长江大水使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防治长江洪水灾害问题的迫切性后,三峡工程才开始正式提上国家议事日程。1953年2月19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号军舰,由“洛阳”号军舰护航,亲自视察长江。当时,我随林一山陪着毛主席从武汉到南京。在船上的三四天时间里,毛主席主要谈了两件事,一是了解长江流域的情况,并着重研究长江防洪问题;二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长江防洪是一个主要问题,这是一个大专题。林一山说,我们在长江上游的干支流选择了一些水库,将来能够对洪水进行调蓄,蓄一部分洪。毛主席问,这些水库修起来以后,长江的洪水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了?林一山回答,还不行,这些水库下面还有30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下暴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发生特大洪水。毛主席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林一山说,当时美国人在这里搞过YVA计划,它是为了发电,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利用这个水库大的库容进行防洪。毛主席说,这个想法好,你们回去之后抓紧研究,有了结果之后赶快向我报告,现在对外面不要讲。2月22日深夜到了南京,我们和毛主席分了手。这样,研究三峡工程的问题就被毛主席提出来。1954年大水过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商量,想让苏联专家来和我们一起搞长江规划。从1955年起,许多苏联专家来华和我们一起工作,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20多人,一般都是10多个人。从当时情况看,苏联的经验要比我们多得多,对我们是有一定帮助的。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长江流域的规划。
但是在三峡工程问题上,国内意见并不一致。1956年,促进和反对三峡工程的两派在报刊上公开论争。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将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接到南宁,进行汇报。毛主席在肯定修建三峡工程必要性的同时,又充分吸取不同意见的合理部分,提出“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并请周总理挂帅,以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
1958年南宁会议之后,周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在赴朝访问回国之后,马上来考察长江三峡。2月26日,周总理由武汉上船,视察三峡坝址和荆江大堤,随行人员有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水利部和电力部的专家以及长委的苏联专家,共100多人。我也陪同前往。2月27日,由我汇报汉江规划和丹江口工程。我们早就把汇报材料交给了周总理,他看得很仔细,我一边汇报,他一边提问。我们一见面,我一开口,周总理就说,我们是老乡。我说我是苏北盐城人。周总理说,你是二乔(胡乔木和乔冠华)的小老乡。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个一个地征求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周总理说,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下来,批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工或者做开工准备。丹江口工程确定之后,湖北抓得很紧。其实周总理是想把丹江口建成高坝,林一山说,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先修丹江口,再建三峡,这是练兵。周总理对此表示同意,并决定,丹江口工程的技术问题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施工问题由湖北省政府负责。
随后,周总理到了重庆,开了总结会,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我提前回到北京,找地质部的负责同志研究地质勘测的问题。接着,周总理由重庆到成都,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就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作了专题报告。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周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这个文件到现在还起作用,长江治理该怎么办、要做什么事、如何分工和组织,都是以此为依据。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一步一步地推进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治理的。
1958年8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在1958年底完成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并作出“为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
建设丹江口工程,1958年批准,当年9月开工。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丹江口工程开工后,由于对混凝土大坝施工缺乏经验,施工准备工作不充分,加之受当时“大跃进”“左”的思想干扰,急于求成,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问题。1962年2月,周总理作出要按设计施工,立即暂停施工,处理混凝土质量事故,加强机械化施工准备,整顿队伍,加强培训等重要决定,并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1963年做大坝混凝土质量补强处理,并积极进行大坝混凝土机械化施工的准备工作。1965年大坝混凝土继续施工。“文化大革命”前,丹江口工程的建设基本完工,准备1967年发电,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1968年才发电。但这也说明,我们有能力建100米以上的高坝。因为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干的,而且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有些紧张,但我们挺过来了,用八九年的时间完成了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这是我们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步。丹江口工程建成之后发挥了很好的效益。以前汉江是三年两决口,经常闹洪灾,以致汉江下游的很多老百姓下南洋讨生活。丹江口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的第一次准备。
丹江口工程开工建成了,但三峡工程却并没有如期进行。1960年8月,由于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周总理主持召开长江规划会议,决定缓建三峡工程。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三峡工程建设就被耽误了。1970年形势有所好转后,3月,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礼堂召开五年计划准备会。他在会上表示,长江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伟大理想,我们一定要抓紧,不要耽误了这件事,如果不能让毛主席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工程的开工建设,我们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顾明把会议纪要拿给我们看,说三峡工程要列入计划了。但林彪当时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之后,如果打起仗来,如果有原子弹,那么这项工程将成为战争的一个很大的包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9月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先修葛洲坝工程。因为之前周总理已经决定修完丹江口工程就开始上三峡工程,加之按照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过去研究的建设程序,葛洲坝工程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工程应在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兴建,或与三峡工程同时建成,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周总理觉得很为难。后来周总理想了一招。说先修葛洲坝工程也可以,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12月16日,他主持国务院业务会,听取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24日,周总理将武汉军区、湖北省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呈送毛主席审阅。12月26日,毛主席在77岁寿辰的那天,看了周总理的信和《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但也指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毛主席对一项工程批了很长一段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来,在毛主席批准的第四天,葛洲坝工程在尚未做完设计的情况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大规模开工了。开工之后,正如毛主席所言,遇到了各种困难。由于准备不足,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
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两次召集会议,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他责成林一山等九同志,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党中央提出报告。经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决定葛洲坝工程停工两年,重新设计。周总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样,从这时起,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长期驻葛洲坝工程工地,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领导下,与文伏波、洪庆余等同志一起共同负责葛洲坝工程的技术设计工作。1974年9月,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主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水利工程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此后,经过3万多人近7年的艰苦奋斗,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后,葛洲坝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1981年初大江胜利截流,6月至7月间船闸通航,电厂第一台机组发电,泄洪建筑物经受了70000立方米每秒洪峰的考验,1994年全部工程胜利完成。在航运方面,长江上最为险要的川江航道中的三峡段得到明显改善,有利于航运发展,船闸引航道运行正常。葛洲坝水利工程得到了中外水利工程界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虽然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但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们开创了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9年第十一期魏廷王争《三峡工程的提出和决策》,作者曾先后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江规划设计室主任、施工设计处处长,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副主任、主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