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良杰 | 文
以PM2.5为主的雾霾现象及其对城市人口早死率的影响，在国际环境科学界已经持续研究70多年。关于中国城市雾霾成因、影响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但以前仅停留在学术圈子里讨论。雾霾问题引发持续的关注是从2011年开始，特别是2012年PM2.5公开监测发布以来，已经成为全民的话题。2014年11月5－11日，北京APEC峰会期间，政府用行政资源直接干预企业减排和交通等，赢得了少见的蓝天；但是十天之后的11月20日，雾霾再次笼罩北京，空气质量均达到重度至严重污染水平，晚上市内污染浓度达到峰值，多个站点的PM2.5浓度"爆表， 35个站点中有12个站点的PM2.5小时浓度，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 因消除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机制不存在，才形成了雾霾报复性的回归。
区域协同治理雾霾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政府的资金投入规划巨大。但是雾霾治理涉及的利益复杂，区域和层次互动影响面很广，能否形成持久有效的减排机制是关键。本文剖析了雾霾成因及其背后的利益机制，提出了以火电厂为突破口，建立减排联动承包责任制，以图破解雾霾污染这个全国性的大锅饭。
若无真正的问题，必无真正的思想，也无真正的解决方案；研究虚假的问题，必然枉费心机与财力，徒增民怨而已。解剖雾霾现象、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十面"霾"伏的祸源排序
在中国的环境发展史上，2013年12月8日注定要留下一笔，这是一个创造空气污染记录的日子。当时全国20个省份，104个城市均中霾伏，达到重度污染， 监测显示上海曾达到了602微克／立方米，共有13个省市创下了"历史记录"。一场史无前例的雾霾覆盖以华北、华东、四川盆地为主的半个国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环境危机状态。这也就是被广泛热议的"十面霾伏"。据《新民周刊》2013年48期报道， 持续的雾霾重度污染给民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影响，长三角医疗机构的内科、呼吸科门诊患者普遍出现增长。上海市儿童医院，12月2日至5日的日均门急诊量达到5070人次，甚至超过今年暑期高峰的日均门急诊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9％。
事由凑巧，污染问题来源也是十面的，按污染的重要性和贡献率排序，依次为燃煤发电、热力取暖、汽车尾气、工业废气排放、建筑扬尘、 街道累积、海港轮船、 秸秆焚烧、餐饮油烟、公路扬尘。
1. 擒贼擒王：PM2.5 谁最毒？为什么从燃煤发电开始？
以上10个方面造成的雾霾主因就是区域混合性的PM2.5颗粒，这些颗粒的毒害和沙尘之微粒不可同日而语。沙尘的颗粒成分相对简单，主要是二氧化硅等天然矿物；现代城市中的PM2.5主要是一次排放出来的黑炭（核心）及其吸附的毒素物质，如多环芳烃、苯并芘、砷化物、重金属等；另外就是煤电锅炉、汽车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和空气中的还原气体反应，二次生成的介于1.0到1.8微米之间的颗粒。冬季供暖季节，热电符合大，二氧化硫聚集在水雾表面，发生酸性反应，对呼吸道的刺激性很强，特别容易引发极性的环境灾难；伦敦毒雾事件就是煤电雾霾和二氧化硫引起的灾难。在中国的重污染城市中，唐山、邯郸、莱芜、济南，因为煤电、钢铁、热力、焦化集于一城，二氧化硫排放量大，是很容易引发急性环境灾难的地方。2011年环境学家王文兴院士的课题组，曾在济南大气PM2.5颗粒中测得创纪录的硫酸盐和硝酸盐含量。
中国目前消费着世界一半的煤炭总量，在中国的大气污染排放物中占据第一位的总量。2000年～2011年，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三区的煤炭消费量由5.05亿吨增加到14.4亿吨，增长了近200％，占全国同期煤发电量的55％，火电发电量增长了301％。与此同时，煤的质量却在急剧下降，一些高硫分、含砷、汞、铅高的煤进入了工业发电。所以，燃煤还排放了雾霾中的主要毒素，汞、铅、砷化物、苯并芘。北京大学潘小川教授等的课题项目，发现了北京冬季雾霾中砷化物超标。另外有报告指出，冬季我国北方的天津、沈阳、鞍山等多个城市出现强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的现象。
显然，中国的经济大厦再也不能用高耸林立的燃煤烟囱为支柱了。
2. 独特的废气排放，区域大锅饭到全国性的大锅饭
以上十个方面，按行业分别，其实都有各自的排放标准或者质量标准，绝大多数都有严格的纸面上的法律和政策限制。 在废气、废水和废物的"三废"排放监管方面，最难监管就是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源废气排放，排放易、监测难、追责更难，普遍存在"一旦排放、死不认账"的现象。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就形成了一笔糊涂账了。尽管环境科技监测有同位素示综技术，在科技上有追踪的可能，但是，在经济上和操作中是不可行的：代价昂贵、专业人员缺乏。
主要污染源如热电厂等也都有减排设施，但是，设备的运行费用是企业生产的成本，一旦开启要增加20％－40％的成本。在利益驱动的组织行为下，即使被捉了、被罚了，相比较运行费用的成本还是"合算的"。在线监测、设备运行记录跟踪也没能有效的约束企业的偷排行为，国家环保部每年的检查审计都会发现一批企业篡改运行记录的行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有。
这样，在法律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下，大气污染物排放，从区域性的大锅饭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大锅饭。从企业行为、政策博弈、法律监管等方面破解这个全国的大锅饭是最重要的环境治理问题。
3. 口号式、风暴式环保失灵，"报复性"反弹每况愈下。
过去各个部门搞过"环保世纪行"、"蓝天计划竞赛"等运动式、口号式环保，这种突击检查或者是临时性监管，可能在当时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有一时之效。但由于长效的减排机制缺失，常常会出现报复性反弹。因为企业组织的年度经济计划、利益驱动决定，不可改变。北京的奥运蓝天、APPEC蓝天靠行政压力解决问题的临时办法，也是不可持续的。
2013年9月17日 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等6部联合出台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人物和目标都是明确的，但是，最缺乏还是缺少一个常态的减排机制。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河北占据一半。河北省委书记在全省治污减排的动员会上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几次问到这个问题，我和庆伟（省长周庆伟）同志和各位常委都有一种脸红、出汗、坐不住的感觉。这顶帽子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也压得河北抬不起头来。"
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这是减排机制没有建立的根本表现。因为机制是可以把任务、目标、责任从省长、市长、 环保局长、 厂长到环保设施操作员的明确分立的运行方法。其实，按照目前的法规，如果所有的减排设施都运行起来，京津冀鲁的空气将大为好转。所以，减排的责任既在省长，又在班组长，能链接二者的是一个常态机制。
4. 最大问题是不敢直面问题，缺乏理性决策的充分信息交流。
在城市空气PM2.5污染物没有公开监测以前，各个地方普遍存在"蓝天造假，指鹿为马"的现象。以北京为例，在众多的科研机构、不下100篇研究论文反证、数千环境科技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于2011年11月7日居然发布：北京市大气环境在逐年改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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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这张在环境科学界广受诟病的图在PM2.5公开监测后，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网站上不见了，但在《首都之窗》上依然存在，成为环境科学史的一个笑话。此处着墨，非为奚落，但在提醒决策者，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如此结果，不仅严重违背人民的感受，而且严重歪曲了空气污染的现实。一个官方的科研机构，不能提供真实的、科学的信息，沦为宣传的工具，毫无科学精神，严重影响决策，耽误了污染治理的时机。
揭示问题是为了系统内部的信息充分交流，凝聚更多的共识，是理性行为和决策的基础，也是为了系统的长期稳定发展。相反，掩盖问题或指鹿为马，只能会将问题越积累越大，一旦爆发，甚至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历史上，"指鹿为马"的典故标志的其实是信息蒙蔽，所引发的恶果岂不是很快在秦二世那里显露出来了吗？
PM2.5的公开监测标志着环境科学在社会影响上的进步，但并不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因为那个掩盖问题的机制仍然存在；更为深远的是以PM2.5浓度为标志的雾霾所引发的深度社会问题并没有揭示出来。现代都市每一场大的雾霾，都会导致居民早死率升高——这些数据都可以在殡仪馆的统计数据里得到核实，中国研究者已经发表的有关英文论文不下50篇，但都被束之高阁，不为公众所知。揭示这些问题，或许会引发小小的振动，但是对整体之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科普推动，是在最低程度上、最大范围内凝聚社会理性的基础事实。因为空气污染涉及到区域每个成员的责任，"同呼吸、共命运"是正在进行的时态，就摆在哪里，别无选择，无可回避。
人都有很深的惰性，非生死不足以动人心；非关乎切身之利害，不足以促行动。如此社会公益、环境责任，本来就是知易行难；不知更谈不上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