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雷

　　1980年，邓小平视察三峡坝址和葛洲坝工地，十分关注三峡工程。右一为魏廷■。

　　1953年2月，在“长江”舰上，毛泽东主席约见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专门听取关于治理长江问题的汇报。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一项工程，这在我国是第一次。新华社记者刘建国 摄

　　2006年8月9日，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

　　1992年4月3日，人民大会堂。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一项工程，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表决，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当时很坦然，没有过多兴奋，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或许经历了太多风雨，三峡建委办公室前副主任魏廷琤，这位将人生中最华美的岁月献给三峡工程的老人，早已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1992年，距离他投身三峡工程已经整整36个年头，其间，梦想、企盼、争论、等待，共同交织成复杂的乐章。

　　2009年8月1日，记者在位于北京的国务院三峡建委大楼里，见到了已经84岁的魏廷琤。他在长江边摸爬滚打数十年，曾经陪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考察长江三峡，亲身经历了三峡论证史上的一个个重要时刻。

　　“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

　　有些人把三峡工程比做中国人民一个伟大的梦。1919年，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最早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梦逐渐向现实靠近，但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1956～1988年曾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中国长江水利水电发展之路重启。1956年2月，当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正在全面开展时，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并乘兴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

　　“我接手搞三峡工程是1958年。当年3月份，在成都的一个会议上，中央作出决定并发了一个正式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应当按照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开展工作。当年9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经长办党委正式决定，由我担任长江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上级要求根据成都会议决定在两年之内提出初步设计方案。”

　　魏廷琤表示，自己原来是负责丹江口电站设计的，这样转而又与三峡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他回忆，在1958年长办开展勘测设计的同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水利电力部成立了三峡工程科研领导小组，将三峡水利枢纽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了科研、教学、生产、基建等单位1万多人参加的科研大协作，为三峡工程设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科研成果。

　　天有不测风云。魏廷琤说：“1959年和1960年，我们先后拿出三峡枢纽工程设计的要点报告、设计初稿、工作计划和图纸，待中央定夺。没想到，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吃饭都困难。当时周总理说，国内经济困难，看样子三峡工程一下子上不去了。”

　　“不过，三峡工程的步子虽然放慢了，但各项准备工作从未间断。三年困难后，我国经济很快恢复，看来三峡工程有望。但是，‘文革’来了，工程又被耽误下来。1970年3月，周总理通知湖北省军管会，要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预备会议，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大纲，周总理下决心要把三峡工程写到纲要上。在北京饭店开会时，我和林一山都到了。周总理重申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意愿，并表示这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理想。后来，由于‘四人帮’干扰及庐山会议影响，就把这个事耽误了。”

　　这时，先上三峡工程还是先上葛洲坝工程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周总理考虑，三峡工程规模大，不如先做一个低坝，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毛主席批准后，历经诸多艰难，葛洲坝工程于1981年通航发电，证明了中国有能力斩断万里长江！

　　“现在回过头来看，先上葛洲坝工程是对的，没有葛洲坝的成功，就没有今天三峡的兴建。”魏廷琤说。

　　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重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加速四化建设进程，党中央十分重视解决国民经济中滞后的交通、能源问题，尤其对三峡水利极为重视。

　　1979年，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分工抓三峡工程。此时刚恢复水电部副部长职务不久的李锐，对上三峡工程提出不同意见。最突出的一次莫过于在武汉召开的三峡坝址选择会议上，“主上”与“反上”双方争得不亦乐乎。

　　面对争议，198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决定亲临三峡进行视察，全面考虑兴建三峡工程的利害得失。7月11日，邓小平乘坐“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

　　“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带着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并要我们把小平同志关心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对农业影响问题、长江航运问题、用电问题等，进行详细汇报，一定要让小平同志把这些问题了解清楚。”魏廷琤回忆道。

　　“我们从重庆上船，一路走，一路就三峡工程问题向小平同志汇报。我首先讲了丹江口水库的情况。丹江口大坝筑起来后，库容很大，比三峡工程大坝175米高程的库容小不了多少，丹江口以下的水稻、棉花长得都很好。小平同志对此很感兴趣，而且问得很详细，如对鱼类的种群、饵料，棉花、水稻的生长条件，水库水温季节性的变化，对原来自然情况有什么影响等等进行了解，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这一路上，邓小平与魏廷琤交流颇多。船行到万县时，万县地委领导到船上来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指着魏廷琤说：“你是要建三峡工程的。”又指着万县地委书记说：“你是不赞成的，你们要统一认识。” 

　　船行至瞿塘峡进口处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险峻，江面很窄，就问魏廷琤：“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呢？” 魏廷琤答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另外，全长200千米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与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进行了了解，特别对葛洲坝工程询问得更为详细。

　　“邓小平对三峡工程如此关心，如此深入调查研究，如此反复考虑，作出的最后决策是极科学极慎重的。”魏廷琤说，1985年后，国内外又出现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1986年，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严密论证终获通过

　　基于对三峡工程的周密考虑，坚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原则，1986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15号文件，责成水电部负责，重新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论证，并重编可行性报告供中央决策。此次重新论证的目的，就是要对许多人提出的问题，逐条作出回答，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随之成立。

　　魏廷琤说，具体的论证工作由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组承担。为此，首先确定了论证专题，共涉及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泥沙、生态环境、施工、机电、投资估算、移民、防洪、发电、航运、综合规划与水位以及综合经济评价等14个方面，相应成立了14个专家组。

　　当时，在1984年国家计委、科委所组织的全体专家的基础上，又聘请了各专家组的顾问、组长和专家。聘请专家时既考虑专业需要，又打破部门界限，尽量多聘请水电部门之外的专家，中国科协也推荐了25位专家。专家组成员主要由顾问和组长们推荐、协商确定。参与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14个专家组全部专家共412位，来自40个专业，其中学部委员15人，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251人，水电部门之外的专家213人，占51.7％。

　　“重新论证历时2年零8个月，其间领导小组开了11次会议，结果在412位专家中，只有9位不赞成，没有签字，其他人都签了字。国务院1989年听取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情况汇报；1990年组成以邹家华为首的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1991年审查通过；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正式提出建设三峡工程。” 

　　“为使大家对三峡工程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在此之前，有关部门还组织了许多现场考察活动，有政协的、人大的、文教界的、党派团体的，一批接着一批去三峡进行现场考察。他们听介绍、看现场，对三峡工程有了新的认识。”

　　魏廷琤特别说，江泽民总书记对三峡工程建设也极为关心。1989年，他刚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冒着酷暑，赶到宜昌视察三峡现场和长江中游防洪工程建设情况。他察看了这些工程，认真听取了这些年来各方面对三峡工程提出的一些意见。特别是三峡工程建设中的水库泥沙问题、水库稳定性问题、工程技术困难、工程花费等，他听得都很细。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动工。1996年，魏廷琤从三峡办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心系三峡。“三峡工程现在已经累计发出3000多亿千瓦时电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文革’前后，由于缺电，许多人家都用油灯，日子多么难过。一项工程，关系国计与民生。”面对如今的万家灯火，魏廷琤感慨万千，似乎忘记了曾经的艰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来源:国家电网报